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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元帝即位才两年就杀了老师、辅臣、儒者萧望之，此事影响极大。
由儒学教导并被儒家寄予厚望的汉元帝，一度承载着儒家对圣君的期望。
这种期望，包括重用儒臣，打击文法吏，消除社会问题，爱民爱人，制礼作乐，推动礼制改革，等等许多具体的内容。
但是，汉元帝很快以阴柔之手段杀掉师傅，仅此一件事，就足以寒了广大儒生的心。
换句话说，汉元帝就此失去了圣君的资格，儒家只能另选哲人王。
后来的汉成帝、汉哀帝比汉元帝更不如。
人们选择王莽，也包括了对汉帝的失望。
不过，汉元帝可能从一开始就没有想成为儒家的圣君。
他的确笃信儒学，但毕竟也是汉宣帝的儿子，承袭的是汉宣帝留下的政治格局。
以往，史家会特别强调汉宣帝“乱我家法者，太子也”
的故事，但汉宣帝既然还是将帝位传给了他，那么一定会从多方面对儿子进行教导、传授、安排，尽可能消弭元帝的性格弱点。
既笃信儒学，宽容节俭，又遵循父教，信任文法宦官10，这种撕裂或许是汉元帝给后人留下“牵制文义，优游不断”
11印象的原因。
而儒学，也就在皇帝的这种优柔寡断中折向了新的方向。
9．翟方进之死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萧望之的死是皇权尚未衰微、“汉道”
仍然在发挥作用的表现。
到了汉元帝的儿子汉成帝，“霸王道杂之”
的格局渐渐不复存在，儒家终于如愿以偿地实现了“独尊儒术”
，一系列礼乐制度改革在儒家推动下徐徐展开。
长安城无恙，未央宫无恙，但汉廷内外的气氛悄然改变。
表面来看，儒学已经接近胜利，十四家经学博士法度森严，牢固把控着帝国的意识形态；中央地方的高级官员几乎没有不是儒家出身的，丞相基本都是大儒，连外戚王氏家族也好儒养士；整个社会向着礼乐制度的终极理想前进，就等着圣人出来实现天下太平。
但经学的繁荣之下，隐藏着不可忽视的危机。
首先，那些官方的经学博士们日益僵化，他们一代传一代，老师传弟子，父亲传儿子，每一代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儒经做出更多、更新、更复杂的解释。
几个字的“经”
，会有“章句、传、记、说”
等不同体裁的诠释，字数越来越多，有位叫作秦延君的经师，解释《尚书·尧典》，光“尧典”
这个题目，就解了十万字；其中“曰若稽古”
一句，解释到三万字。
多年以后，执政的王莽下令修订删减这些章句，博士弟子郭路在删减时，因为工作量太大，不幸累死在灯下。
文本的烦琐复杂，师法和家法的门户之见，使得今文经学日益成为小圈子里的文字游戏。
纵然皇帝信任他们，即使俸禄不会减少，但他们对思想与学术的贡献已经不如从前，对后学者的吸引力也大打折扣。
但与此同时，今文经学作为博取名利、仕途升迁的通道却始终通畅。
修习经学依然是儒生们趋之若鹜的康庄大道，于是被选拔出的儒臣，有许多儒学素质很高，道德水准却堪忧。
前文曾提到，汉成帝的丞相匡衡，父祖都是农夫，幼年“凿壁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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