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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当年宽弛刑法，是因为之前暴秦刑法过于严苛残酷，所以当时宽弛刑法才能体现出新老板的宽大仁厚。
而如今刘璋统治的益州，已经是无政府状态，混乱不堪，乱世用重典，政宽则济之以猛，需要通过加强法制来重建社会秩序：“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
荣恩并济，上下有节。
为治之要，于斯而著矣。”
（《诸葛亮集》）
诸葛亮主张实行德政，兼用威刑，从严治国，赏罚分明，用罚来限制奸人作恶，用赏来为士人开辟政治上的出路。
厉行法制，不但能收到抑制地方豪强的效果，而且能重建社会秩序，实现“上下有节”
。
这是一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经典案例。
法正没有考察当时的社会情况与刘邦时期的不同，一味照搬古人，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
而诸葛亮则因时制宜，根据时代和国情找对策，找对了开锁的唯一一把金钥匙。
一千六百多年以后，清人赵藩在成都武侯祠题写一副对联，评价诸葛亮的为政用兵，流传甚广，发人深省，对联是：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说得十分正确。
治国，除了公平、正义等核心价值观，很难找到什么万世不易的可行策略，必须根据时代和国情找对策。
一个政策，在以前是有用的，在今天可能已经过时；在今天看来是正确的，也可能以后回过头来发现是错误的。
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没有一成不变的策略，只有因时制宜的方法，有时候甚至逃不出今天对明天错的怪圈。
比如说封建诸侯。
刘邦认为秦朝迅速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封建同姓诸侯孤立无援，因此大肆分封刘姓诸侯王，没想到日后却发生吴楚七国之乱，成为子孙的沉重负担；曹魏吸取汉朝教训，抑制诸侯的权力，却又被司马氏轻而易举地改换门庭；司马晋吸取曹魏教训，广泛封建诸侯王，后来又发生“八王之乱”
，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送上绝路。
秦、汉、魏、晋几朝的做法，都只是一把双刃剑，造成的后果不是削弱中央集权、诸侯王尾大不掉，就是中央政府势单力孤迅速灭亡，似乎是一个又一个毫无意义的轮回。
法制也罢，其他政策也罢，说到底都不过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工具，最终的目标是稳定和发展。
因此，只要能实现正义的目标，法制严峻还是宽仁都不是问题，正所谓白猫黑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
诸葛亮的法制策略，在刘备的支持下，在益州得到推行，成为一项基本国策，蜀汉建国后也一直沿用下去。
值得一提的是，在刘备的支持下，由诸葛亮主导，集合蜀汉一流人才法正、刘巴、李严、伊籍等人，制定了一部治理国家的成文法典，这部法典习惯上被称为《蜀科》，可惜很早就已经遗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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