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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几种史料互相矛盾，就说明至少有一种史料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在你眼皮子底下有人公然造假了。
那么造假的人是谁呢？造假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坏人，要把造假的人揪出来。
首先可以确定，史书编著者是最大的造假嫌疑人。
所有史书，其实都有编著者的倾向、立场在其中，尤其是官方修史比私人著书的政治倾向更加明显。
比如唐朝官方史书一定会说李世民被逼无奈才发动玄武门政变杀死亲兄弟逼退老父亲，清朝修的《明史》则一定会向崇祯皇帝身上泼脏水。
这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惯用的一种手段。
《三国志》当然也不例外。
《三国志》虽然属于私人著书，但作为晋朝政府认可的史书，《三国志》只能以晋朝承袭的曹魏为正统，视蜀汉、孙吴为僭伪政权，因此书中自然也免不了有一些对曹魏集团领导人的褒美之词。
另外，陈寿写《三国志》时，已有曹魏王沈所写的《魏书》，关于曹魏的许多史料即来源于此。
如果《三国志》中关于陶谦的内容也是沿袭《魏书》的话，那么王沈造假向陶谦身上泼脏水的动机就更加明显了。
其次需要讨论的问题是，造假的目的是什么？
从宏观上来说，官修史书或官方认可的史书，造假的目的肯定是为统治者拔高形象，脸上贴金。
比如说刘邦是他妈与天神发生外遇的结晶，朱元璋生下来红光满屋，等等。
但从微观上来说，具体到某一件事的造假，肯定有直接的目的，不然为什么偏偏要给这件事注水呢？比如说刘邦是他妈与天神发生外遇的结晶、朱元璋生下来红光满屋，就是为了告诉你，他们两人都是天生不凡，和咱们普通人不一样。
前面说过，关于陶谦的内容，史书记载最可疑之处在于曹嵩之死。
有句话说欲盖弥彰，越是遮遮掩掩的地方，越是见不得光的，所以曹嵩之死就是我们找出真相的最佳突破口。
曹嵩之死影响很大，最直接的后果是曹操在徐州屠城，这是曹操人生的最大污点。
因此，可以断定造假的直接目的就是为曹操开脱屠杀徐州百姓的责任。
但徐州屠城是人尽皆知的史实，瞒是瞒不住的，怎么办？那就只好发挥主观能动性找出正当的理由了。
于是，《三国志》或者说《魏书》为了找出一个合理的借口，就将曹嵩之死的责任推到陶谦头上，以便使曹操“师出有名”
。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强调，我国的传统是道德高于一切，以道德代替法律，因此许多残酷的事，如果以道德的名义去施行，就能相对合理。
比如曹操在徐州屠城，如果说是为父报仇，就可以得到很多脑残粉的同情。
《后汉书·应劭传》甚至将曹嵩被杀的时间，放到曹操第一次攻打徐州之后，似乎这样也就一并解答了陶谦为什么要杀曹嵩的问题——陶谦被曹操打了一顿，想报仇雪恨，杀不了曹操就杀了曹操他爹。
因为有这一层深意，所以《三国志》与《后汉书》中关于陶谦和曹嵩之死的记载，可信度并不高，反倒是孙吴官方修的《吴书》旁观者清。
孙吴政权与陶谦没有多少直接利益冲突，早年孙坚与陶谦虽然结盟都站在袁术阵营，但后来到孙策时期，孙策又与陶谦翻脸。
因此，《吴书》也没有为了褒美陶谦而歪曲事实的必要，相对来说记载更为真实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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