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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他们的年纪里先后住过沪东和沪西的两个工人新村——它们的种种元素拼在一起，就构成了我小说里的“忆江新村”
。
过一座桥就有猪圈，一家有灯笼的工厂是新村的地标，一栋房子被莫名地加上一层，成了整栋楼的公共空间……这些事情都曾经真真切切地存在于我的生活中，存在于我童年的视角里。
其实我从小读到的大部分关于上海的文字，那些被认为最能代表上海的事物，都被局限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里。
那时候我觉得，我并不比外地人或者外国人更了解这个刻板印象中的“上海”
。
外滩或者法租界，对我也同样是遥远的传说，它们从未与我真正有关。
写另一个上海，写某些在时代的潮水中搁浅的小人物，写他们的卑微的“体面”
，写人与环境的关联……这些东西在《阿B》中似有若无，我不希望让一个短篇小说被文本意图压到过载。
我更想表达的是，在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有人徒劳地做着近乎刻舟求剑的努力。
那些被虚掷的青春，那些荒废的情感和雄心，在多年之后，会激活某种你以为早就流失的东西。
还需要做一个小注解：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很难想象，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人，曾经有多么热爱粤语歌。
粤语歌在上海的那种弥漫性传播，与《野狼Disco》所表现的当年粤语歌在北方的流行状况相比，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明显的地域差异。
上海人对粤语歌的接受层次更广泛，更“专业”
，从电台的排行榜到歌厅到学生的歌词本、拷带市场，一度与香港同步得非常精准。
上海人能把听不懂的粤语，一个字一个字咬到近乎乱真。
这可能与沪港两地向来密切的历史渊源、改革开放之后的大量商务往来，有直接关系。
钟镇涛并不是我儿时的偶像，我甚至从没买过他的磁带。
但他的气质和遭际比较适合与小说人物构成对照，所以我写的时候听了好多他的老歌。
小说里提到的法国电影周、艺术电影院旁边的拷带摊点，都是真实的记忆，将它们一点点回想起来的过程非常美好。
《九月》
写《九月》的动机，是想构建城市里最常见的一组关系：女主人与家政服务员。
因此，这一篇直到结尾部分才出现的那个句子，反倒是早在动笔之前就已经浮现的：“不管彭笑愿不愿意承认，在这座城市里，赵迎春曾经是跟她关系最密切的女人。”
女主人彭笑和家政服务员赵迎春，她们的社会角色、经济状况和成长轨迹截然不同，但她们每天都在互相观察，依稀窥见对方难以言说的处境——比如男性有意无意的缺位，比如婚姻慢慢露出的苍白底色，比如那些激励着，也围困着人们的“目标”
：努力奋斗，在一座城市里留下来，或者功成名就，把希望寄托在更为遥远与缥缈的彼岸。
在正常情况下，这两个女人将会是一对无限接近的平行线。
小说家的任务，是寻找一个合适的事件，将她们卷进同一个旋涡，让彼此的命运产生短暂的相交。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搁浅在这个事件的构思上，只有一个模糊的直觉：那一定跟她们的孩子有关。
所以，毫无疑问，《九月》真正的主角并不是那个叫九月的孩子，而是他的母亲，以及他母亲的雇主——后者也有一个与九月年龄相若的女儿。
她们对于“体面”
的追求各不相同，但实质却颇为相似。
最终选择把九月放置在一个所谓“综艺选秀”
的环境里，是基于对这种刻意模糊真实与虚构边界的事物的长期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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