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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没见过。
记得当时“非典”
时期，我带着中国采访组每天要到北京市政府那边去等待安排采访对象，可不知咋的，每次一到测量体温时，轮到我总是亮红灯：37℃还多一点儿。
那个时候大家对“非典”
发热概念似乎没有此次疫情抓的厉害，如果是这次碰到上述情况估计我早被隔离了。
有意思的是17年以后我在上海再量体温时，那把手枪式的测温器总出毛病，不是不显示，就是体温34、35℃偏低状态。
“非典”
那回，有一次我乘公共汽车从采访地回到自己设立的“封闭区”
——自家的一间小房子里，路上就碰上一件事儿。
一个看上去五十来岁的男子在车里咳嗽了几声，有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士在一旁嘀咕，惹怒了这位咳嗽的男子，开始是俩人对骂，后来发展到两家人对骂，最后竟然大打出手——因为咳嗽男子的身边站着他夫人，而那个三十多岁的女子身边也站着她丈夫……结果是我们一车的乘客倒霉，只能中途下车。
下车时，多数人站在那个女子一边，认为那个咳嗽的男人“不是东西”
：“他在这个时候说不准带着‘非典’跑来跑去，把我们害了怎么办？不是太坏了嘛！”
“就是！
咳嗽还出来干啥？”
明明可能与非典毫无关系，但那个特殊时期人们宁愿信其有而非麻痹大意，谁都不会轻易站在那个并非“非典”
的男人一边……当时我自己也在笑，心想那老兄肯定跟我一样，平时抽烟什么的容易干咳嗽，但我也不敢轻易公开出面为他说“不”
。
可见疫情时的人们，其防备心理都很高。
我们的文坛老熟人、湖北作家方方这回真是“一鸣惊人”
了：她的“日记”
每天吸引了无数人。
这可以理解，因为尽管现代媒体高度发达，但真到了关键时刻，由于种种我们知道的原因，许多真相反而并不为人所知。
故像方方这样来自亲身感受的文字反倒变得特别珍贵。
其实，任何一个大疫情到来之际，真相是最重要的，它可以让所有人面对疫情时有心理和具体行动上的准备，怕就怕糊里糊涂中染上并悄然死亡了。
这才是最可怕的。
然而真正在疫情风暴的中央，有些情形也确实让人心惊肉跳。
“非典”
时我的经历可能比一般人更多些。
《北京保卫战》中的这些片段都是我曾经亲身经历过的事——
“妈妈，你怎么走得这么快啊？”
2003年4月初的一个早上，当秦女士接到武警总队医院通知她的母亲患SARS已死亡时，当场哭昏在地。
她怎么想得到患糖尿病的母亲会在转眼间变成了SARS患者并死得这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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