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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司机总是一个个像蒙面大盗，长衣长裤紧裹全身，外加手套和袖套，外加口罩和头巾，把整个脑袋遮盖得只剩下一双闪动的眼睛。
这在北国是典型的冬装，在这里却是常见的夏装，是女性武士们防晒的全身盔甲。
她们说话不多，要价公道，熟练地摆弄着机器和修理工具，劳累得气喘吁吁，在街角咬一口干馍或者半截甘蔗，出入最偏僻或者最黑暗的地段也无所畏惧。
你如果不细加注意，很难辨认她们的性别。
你甚至可以想象，如果出于生存的需要，她们挎上一支枪，同样能把武器玩得得心应手，用不着改装就成了电影里那些蒙面敢死队员，甚至眼都不眨，就能拉响捆在自己身上的炸药包，或者敏捷如兔子在战火硝烟中飞跑。
有人说，海南岛以前男人多是出海打鱼或者越洋经商，一去就数月或者数年，甚至客死他乡尸骨无存，家里的全部生活压力只能由女人们承担。
也许正是这种生活处境，才造就了她们的吃苦耐劳，也造就了当年的红色娘子军。
这种说法，也许有几分道理。
三
成立于一九三〇年万泉河边的红军某部女子军特务连，还有后来的第二连，作为“红色娘子军”
共同的生活原型，曾经历过惨烈的战斗，比如在马鞍岭尸橫遍野。
一个个女兵被开膛破肚，但有的手里还揪着敌人一把头发。
另一个女兵被割下头颅，但她嘴里还咬着敌人一只耳朵。
她们也曾经历过残酷的内乱，在丁狗园等地遭遇风云突变，忍看成批的战友一夜之间成了AB团、取消派或者社会民主党，成了内部肃反的刀下冤魂。
当革命的低潮到来，更严峻的考验出现了。
队伍离散之后，生活还在进行。
有的在刑场就义，有的蹲在感化院，更多的是自谋生路，包括在媒婆撮合之下嫁人成家，其中一部分成了官太太和地主婆。
有些官太太和地主婆在日后的抗日斗争中又为国捐躯——没有人来指导和规划她们的人生，人生只是在风吹浪打之下的漂泊。
这样的生活当然不是时时充满诗意，不是出演在舞台的聚光灯下，出演在管弦乐队的旋律中，更没有仿《天鹅湖》少女们轻盈而细腻的舞步。
但这种没有诗意的生活，真实得没有一分一秒可以省略。
特别是在娘子军被迫解散以后，女人们回到世俗生活，面对更复杂而不是简单的冲突，投入更琐肩而不是痛快的拼争，承受更平淡而不是显赫的心路历程，也许会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只是这些代价不再容易进入舞台。
她们在清理战场的时候，发现一个个牺牲的战友，忍不住号啕大哭。
一位血肉模糊的伤员，却没有任何遗憾和悲伤的泪水，临死前只有一个小小请求，请姐妹们给她**的身体盖上一件衣衫，再给她戴上一只铜耳环——这是她生前最隐秘也最渺小的愿望。
老阿婆讲述的这件往事，可惜没有进入样板戏，因为在生产样板戏的那个年代，人情以及人性是不可接受的，像耳环这样的细节总是让当时的文艺家们避之不及。
恰恰相反，样板戏把敌我双方的绝对魔化或绝对神化，已到了极端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极富讽刺性的效果，是样板戏《红色娘子军》风靡全国之际，却是大多数当事人大为恐慌之时，大喇叭里熟悉的音乐总是让她们心惊肉跳，把她们推向严厉的政治拷问：你不就是当事人吗？奇怪，你为什么没有在战场上牺牲？为什么好端端地活到了今天？哪怕你当年没有在感化院写过忏悔书，哪怕你后来也没有当过官太太和地主婆，但你是不是隐瞒了其他历史污点？你至少也是个胆小鬼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吧？……面对这样的质问，没读过多少书的女人们有口难辩，也找不到什么证据来证明历史远比舞台剧情更为复杂。
于是，她们只能为自己历史上真实或虚构的污点长久赎罪。
涉及娘子军的政治冤案，在海南岛随处可闻，直到八十年代初才得以陆续平反。
在一个乡村福利院，我参加了春节前夕慰问孤老们的活动，事后散步到后院，闻到了一丝怪味。
循着这股怪味，我来到了一孔小小的窗口，发现厕所边的一间小屋里，一条**的背脊蜷曲在凉席上，上身成了一个骨头壳子，脑袋离骷髅状态已经不远，掩盖下体的絮被已破烂如网，床头只有半碗叮满苍蝇的剩饭，浓浓恶臭就是从这里扑面而出——大概是管理员好多天都捏着鼻子不敢进去清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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