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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合格的企业民主一定还包括员工民主（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顾客民主（价格听证与监管制度）、社区民主（环境听证与监管制度）等各个层面，包括这个丰富民主构架下所有利益相关者权力与责任的合理分配，以防“血泪企业”
、“霸王企业”
、“毒魔企业”
在民主名义下合法化。
《公司法》等法规在这方面还过于粗陋。
一个民族国家光有内部民主也是有隐患的。
考虑到经贸、技术、信息、生态安全等方面的全球化现实，更充分的民主一定要照顾到“他者”
，要包括睦邻和利他的制度设计——就像欧盟的试验一样，把涉外的一部分外交、国防、金融、财政权力从民族国家剥离，交给一个超国家的民主机构，以兼顾和协调各方利益，消除民族主义的利益盲区，减少国与国之间冲突的可能性。
至于欧盟与“X盟”
之间更高层级的民主共营构架，虽然面临着宗教、文化、经济等令人头痛的鸿沟，但只要当事各方有足够的诚愿和理性，也不是不可以进入想象。
可以预见，如果人类有出息的话，新的民主经验还将层出不穷。
一种以分类立制、多重主体、统分结合为特点的创新型民主，一种参与面与受益面更广大的复合式民主，不管在基层还是全球的范围内都可以期待。
作为一项远未完成的事业，民主面临着新的探索旅程。
中国是一个集权专制传统深厚的国家，百年来在体制变革方面寻寻觅觅进退两难，既受过专制僵化症之祸，又吃过民主幼稚病的亏——后者用民主之短不少，用民主之长不多，有时未得民主之利，先得民主之弊，最终结果是损害民主的声誉，动摇人们的民主信心，窒息人们对民主的深度思考，为集权专制的复位铺垫了舆论压力。
中国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三年与一九六六至一九六八年的民主，就是这样分别使军人铁腕成为了当时的民心所向。
从这一点看，专制僵化症与民主幼稚病是一体两面，共同阻滞了政治改革，使各种山大王和家长制至今积习难除。
丘吉尔有名言：民主是“坏体制中的最好体制”
。
尽管集权乃至专制也能带来社会稳定，也能支持经济发展①，但至少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没有民主的繁荣如同白血球不足的肥体，缺乏发展的可持续性。
现代社会的复杂程度和管理量与日倶增，需要更灵便、更周密的信息传感系统和调控反应系统。
一个官吏体系掌控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财富和财政资源，如无民众全方位的监督和制约，必滋生很多自肥性利益集团，无异于定时炸弹遍布各处，造成“矿难恐怖主义”
、“药价恐怖主义”
、“污染恐怖主义”
一类让人应接不暇，也使体制内忙碌的消防队成为杯水车薪。
另一方面，身处一个因特网和高速公路的时代，民众的知情触角已无所不及，根本不需要什么黑客手段，就能轻易穿透任何铁幕，其相应的参与、分享、当家做主等要求如未及时导入建设性的政治管网，不满情绪一旦积聚为心理高压，就可能酿成破坏性的政治风暴。
事实多次证明，任何一个再成功的现代君王也总是危险四伏。
当年发展经济和改善福利并不算太差劲的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君，刚被英国女王授了勋章，刚被国际社会誉为改革模范，马上就死在本国同胞的乱枪之下，不能不令人深思。
只是丘吉尔的名言还可补充，即民主不仅是“坏体制中的最好体制”
，而且民主本身还有问题，至少还可以更好，还需要换代升级，在一个动态过程中实现民主功能的更完善，在一个复杂世界里实现民主形态的更多样和更合用。
以民主进程中后来者的身份，后发展国家缺乏传统依托，却也没有传统负担，完全可以利用后发优势，不仅参考借鉴西方的普选制、代议制、多党制、三权制等管理经验，还可以博釆本土的一切制度资源，比如君权时代的“禅让”
制、“谏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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