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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机场有了亲切的国语广播，接着很多商店的招聘广告都申明会国语者优先。
最后，在接近一九九七年的时候，我到香港已经不容易见到我的几位内地朋友了。
他们忙呵，忙着各种各样的国语业务，常常是约我餐馆吃一顿饭，还没说上几句话，就急匆匆要到培训班或者某人家去当国语先生，据说不少高官和巨商都是他们的学生。
这使我十分开心，情不自禁地在大街上把国语说得理直气壮威风八面，似乎我是香港人民不请自来的免费语言教练，甚至我就是刚吃完牛腩粉的屮国主权，已经提前来接管香港了。
我自知这有点可笑，因为国家外交部并没有派我来充当语言先遣队，香港流行英语其实也不算什么缺点，相反倒是这个城市较为国际化的特征之一。
我只是高兴没有人再来找我一口国语的麻烦，高兴自己见证了国语的耻辱地位终于结束。
一位西方语言学家曾经说过：一种语言的地位指数，取决于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口的数量（这一点上汉语比较牛皮）；取决于这种语言所产生出来的文化经典的数量（这一点上中文的表现曾经还不错）；还取决于这种语言的所有使用者全部物质财富总和的多寡（这一点上中文的排名可惜至今仍然靠后）。
从这一公式来看，中文耻辱地位的结束，并不仅仅因为中国军队轰隆隆的车队即将开进香港这个城市，而更重要的，是因为罗湖桥海关那边八十年代以来轰轰烈烈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正在全球的文明舞台上变得越来越举足轻重。
香港人不可能不感受到这一点。
当然，同样是从这一公式来看，中文若要彻底结束自己的耻辱地位，路还长着呢，绝不是我在香港大街上大叫几声所能奏效的。
五星红旗在香港升起来的时候，我有再多的汉语也没使上什么劲，只能在家看看电视。
其时我的书桌上多是英文资料，因为我正在翻译一本书。
我得坦白地说’尽管我觉得英文有很多毛病，但它还是一种很丰富很漂亮很了不得的语言，不会比中文更高级也不会比中文更低级。
要说低级，只有那些一句外语也没嚼烂，却操着一张国产嘴巴对西方世界一个劲地要全盘崇拜或者全盘说不的人，才一定是低级一其发言资格起码就殊可怀疑。
你先把人家的字母表整明白了再来全盘全盘地指点江山行不行呢？你要爱要恨悉听尊便，但首先多一点对西方的深度了解行不行呢？
我缺少这种深度了解，所以我拒绝各种全盘之说。
我拿起电话与一个在香港的朋友通话，听他说说香港的大雨、回归庆典以及股市上的回归概念大行情，然后我顺便鼓励这位老知青别光顾着发爱国财，从长远来看咱们还是要把外文学好，至少要把英文学好：英哥丽媳（英语）万得福（好得很）呵。
1996年6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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