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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是什么现代派，只是“读书现代派”
；他们不是新儒家，只是“信息新儒家”
。
他们是一些现买现卖的知识贩子，因此很难保证他们不在另一种时兴药片的吸引之下，很快折腾出另一副病容。
还有地位以及各种利益区位的“移民”
。
人非圣人，只要活着便有利欲不绝，故社会存在制约社会意识，人在利益分配格局里的偶然定位，常常成为情感和思想的重要牵引。
一个人在单位受宠，可能会当秩序党；到社会上受压，则可能参加造反派，“文革”
中诸多“内保外造”
或“内造外保”
的现象就是这样产生的。
供职于电厂的人可能盼望电力涨价，供职于铁路行业的人可能对高电价愤愤不已，这也是生活中的寻常。
屁股指挥脑袋，什么藤上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虽然这种描述曾被机械运用，虽然这种逻辑在阶级之外也适用于行业、民族、性别等其他领域，然而作为或然性社会规律之一，其合理内核大概不应被我们盲视。
当法国学者M·福柯在话语和权利之间建立一种相关性，在很多人看来，他不过是在一个更广大的范围内，重申了对知识中立性、客观性、普适性的怀疑，复活了人们对利益的敏锐嗅觉。
我们无须承认利益决定一切，但如果嗅不出各种学术和知识的人间烟火味，就不免失之天真。
很多人的立场变化，就是这样发生的。
比方说，一旦发现我们正在理解自己曾经不能理解的东西（如官僚的专横），正在热衷自己曾经不愿热衷的东西（如流氓的玩世），正在嫌恶自己曾经不会嫌恶的东西（如进城农民工的土气或者归国学子的洋气），我们是否应该萌生一种警觉，把这一切疑为我们利益区位变更的结果？也就是说，我凭什么可以把这种变更看作自由独立的抉择，而不是整个社会利益变局对我做出的一次临时性抛掷？
事实上，我们并没有恒定的自我，我们的自我也决非意守丹田时体内的一片澄明。
我们像一些棋盘上的棋子，行游不定，动如参商，但我们常常在一些临时性抛掷落点停下来，然后断言这就是我，是自己的本原和终极。
三
很久以来，我困惑于无法了解自己和他人。
热情而浪漫的八十年代一眨眼就结束了，很多人的救世诗情一旦受挫，一旦发现自己投身的改革不是明星速成班，不是周末欢乐派对，很快就聪明地掉头而去。
九十年代的实用风尚几乎捣毁了一切人生信条，灵魂在物质生存的底片上曝光，人性在无神无圣的时代加速器里裂变。
于是刚在广场上缠布条喊口号的民主青年，转眼就敲开了高官的后门，用谄笑和红包来换取特权批文，以便自己赚一笔大钱。
他知道口号和利润应该分别安放在什么地方。
另一个刚刚在讲坛上悲容满面痛斥世俗的诗人，转眼就为一次偶然的误会而痛苦失眠。
这次误会不过是：一个陌生人把他当作电工吆喝了一声，居然不知道他是堂皇诗人，理应加以膜拜。
比起他所轻蔑的众多俗人来说，他还要难侍候百倍。
当“精神”
需要侍候，当“民主”
成为表演，到了这一步，还有什么不可能发生呢？一个个新派人物刚刚“人道”
过，“启蒙”
过，“存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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