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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窗栋梁也多为木质原色,透出一种似有似无的山林清香,少见浓色重彩花哨富丽的油漆覆盖。
我们还可以谈到简朴的神教,简朴的歌舞伎,简朴的宫廷仪规,简朴得充满泥土气息的各种日本姓氏……由此不难理解,在日本大阪泉北丘陵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遗址发掘中,覆盖数平方公里的搜寻,只发现了一些相当原始的石器和陶器,未能找到什么有艺术色彩的加工品或者稍稍精细巧妙一些的器具。
对比意大利的庞贝遗址,对比中国的汉墓、秦俑以及殷墟,一片白茫茫的干净大地不能不让人扫兴,也不能不让人心惊。
正是在这一个个暴露出历史荒芜的遗址面前,一个多次往地下偷偷埋设假文物的本教授最近被揭露,成为了轰动媒体的奇闻。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位考古学家也许是对日本的过去于心不甘,荒唐中杂有一种殊可理解的隐痛。
从西汉之雄钟巨鼎旁走来的中国人,从盛唐之金宫玉殿下走来的中国人,从南宋之画舫笙歌花影粉雾中走来的中国人,遥望九州岛往日的简朴岁月,难免有一种面对化外之地的不以为然。
这当然是一种轻薄。
成熟常常通向腐烂,粗粝可能更具强大生力,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山姆挫败英伦,蛮族征服罗马,满人亡了大明,都是所谓成熟不敌粗粝和中心不敌边缘的例证。
在这里,我不知道是日本的清苦逼出了日本的崛起,还是日本的崛起反过来要求国民们节衣缩食习惯清苦。
但日本在二十世纪成为全球经济巨人,原因方方面面,我们面前一件件传统器物至少能提供部分可供侦破的密码。
这一个岛国昔日确实没有大唐的繁荣乃至奢靡,古代的日本很可能清贫乃至清苦,但苦能生忍耐之力,苦能生奋发之志,苦能生尚智勤学之风,苦能生守纪抱团之习,大和民族在世界的东方最先强大起来,最先交出了亚洲人跨入现代经济的高分答卷,如果不是发端于一个粗粝的、边缘的、清苦的过去,倒会成了一件不合常理的事情。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内有粮荒外有敌患,但教育法规已严厉推行:孩子不读书,父母必须入狱服刑。
如此严刑峻法显然透出了一个民族卧薪尝胆的决绝之心。
直到今天,日本这一教育神圣的传统仍在惯性延续,体现为对教育的巨额投入,教师的优厚待遇,每位读书人的浩繁藏书,还有全社会不分男女老幼的读书风尚:一天上下班坐车时间内读完一本书司空见惯,一个少女用七八个进修项目把自己的休息时间全部填满纯属正常,一个退休者不常常花点钱去学点什么,可能就会被邻人和友人侧目和白眼——即便这种学习有时既无明确目的也派不上什么用场。
日本人似有一种与生倶来的生存危机感,恨不得把一分钟掰成两分钟过,恨不得把全世界的知识一股脑地学完,永远不落人后。
这种日本的清苦成就了一个武士传统。
“士农工商”
,日本的“士”
为武士而非文士,所奉道统为王道而非儒学,与中国的文儒传统迥然有别。
日本的武士集团拥天皇以除灭德川幕府,成功实现明治维新,一直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并且主导着武士道的精神文化,包括在尊王攘夷的前提下有限汲收“汉才”
以及“荷兰学”
,即当时的西学,在很多人眼里几乎就是大和魂的象征。
这个传统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日本现代的军人政治和军国主义,导致了“神风敢死队”
之类重死轻生的战争疯狂行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才在“和平宪法”
下被迫退出了历史舞台。
然而这一武士传统的影响源远流长,在后来的日子里,修宪强军的心理暗潮起伏不止,无论是日本的极左派还是极右派,丢炸弹搞暗杀的政治恐怖行为也层出不绝,连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也在和平的七十年代初切腹自裁,采取了当年皇军官兵常见的参政方式。
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可以各不相同,但共通的激烈和急迫,共通的争强好斗勇武刚毅甚至冷酷无情,却显现出武士传统的一线遗脉。
日本的清苦还成就了一个职人传统。
职人就是工匠。
君子不器,重道轻术,这些中国儒生的饱暖之议在日本语境屮影响甚微。
基于生存的实用需要,日本的各业职人一直是广受尊重的阶层,在江户时代已成为社会的活跃细胞和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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