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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先民重新回到了本土草原，几乎一无所有。
先民对世界的摧毁差不多是一种无意识的冲动，正像他们大规模改进过世界文明差不多也是一种无意识的任性而为。
东方的火药、丝绸、机械、印刷术以及炼铁高炉，曾随着他们的背影向西方传播。
还有宗教的跨大陆交流，勇武精神的跨血缘渗入，曾沿着他们的泥泞车辙延伸远方。
他们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做过了什么，直至自己再一次在世界史中悄然退场。
这样，当大陆西端的另一些游牧者从草原扑向海洋，目光瞄准了美洲和亚洲的海岸，以远航船队拉动了贸易和工业，东端的这一些弟兄却没有听到汽笛的余音，草原上一片宁静。
欧亚大陆的游牧文明至此东西两分。
作为东方的这一支，他们不仅与“亚里士多德和代数学”
擦肩而过，而且被工业化、民主制度、基督教改革的现代快车弃之而去。
直到二十世纪末，他们还只有两百多万人口，书写着一种俄国蒙古族和中国蒙古族都不懂的新蒙文，是一个特别小的语种。
以至人们观察四周的目光，常常会从他们的头顶越过，忽略他们的存在，而一般蒙古人也不易窥探到外部世界。
应该说，语种并无优劣高下之分，但知识生产与经济生产一样，都有规模效益的问题。
小语种无法支撑完备的翻译体系、出版体系、研究体系，对思想文化的引进难免力不从心。
一个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尚且常有出书之难，蒙古出版市场不及中国的百分之一，也就是四五个县的市场，委实有些太小，难以咽下全世界那么多文化经典。
这使我走入乌兰巴托闹市区的书店时，感受到草原文化的缤纷炫目，也感受到起码有学术译介的明显不足。
没有笛卡尔全集，没有尼采全集，更没有福柯和普鲁斯特全集，这当然很正常。
架上书大多是诗歌（他们主要的写作体裁），大多是配了图画的少儿诗歌（少儿是这里最能形成规模的购书群体），同样也很自然。
这使我突然间理解了一切小语种国家知识生产之难——如果不是考虑到这一点，新加坡多年前可能就不会果断恢复中文的地位，韩国知识界近年大概也不会展开讨论：是否需要回归汉文或者索性改用英文？这些深谙洋务的民族终于明白，知识竞争是比资本竞争更为根本性的竞争，丢掉老语种（如中文或拉丁文）就难以充分利用历史资源，没有大语种（如英文、中文或西班牙文）就难以充分利用域外资源。
他们选择国语不仅需要捍卫民族尊严，而且须有利于整个国民知识素质的优化，有利于在整个世界知识生产格局中抢占要津——这不是送一些学子出国留学就能奏效的。
蒙古人不是新加坡、韩国那些单痩文弱的君子，也不大瞧得起南边那种牛马吃草般的素食习俗，还有那种对数字的精明，对器物制作的机巧。
他们从内心深处是不是想成为下一条经济小龙，也并非不是一个疑问。
经济就那么重要吗？技术就那么重要吗？是的，他们使用着很小的语种，在周边各大文化板块的夹缝中几乎孤立自闭，因此他们在接受日本汽车、韩国商场、德国移动电话、美国宾馆和芯片、中国食品和饮水机的时候，可能在人文和科学方面留下诸多巨大的空白。
但那又怎么样？他们因此而变化得暂时缺乏深度，可能没有自己的完善工业、强势外交、巨额金元以及足够多的世界级思想领袖，更没有称霸世界的导弹和反导弹系统，但那样的日子就一定黯淡无光？就一天也过不下去？
不，与很多人的想象相反，在我看来，蒙古算不上世界上的富强之地，却一定是世界上的欢乐之乡，比如说是歌声、酒香以及笑脸最多的地方。
走进这里的任何一扇家门，来人都是贵客。
只要席地坐成一圈，大家就成了兄弟姐妹。
只要端起一碗奶酒，优美而且不胜其唱的长调便会油然而起。
牧人不太喜欢也不太信任没有醉倒的朋友，哪怕是对一个乞丐，也得让你醉成一团烂泥方才满意地罢手。
牧人也不太相信自然资源有什么权属，一只鹰或者一只兔子，反正是天地间的东西，只是撞到枪口上了，任何一个过路人都可以入门分享。
一个蒙古诗人对我说你要知道，蒙古人的天是最干净的天，蒙古人的血是最干净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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