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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能花钱和愿花钱的投票者能否代表民众，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民众，并非不成为一个问题。
更重要的是，对文艺实行“海选”
式大民主，很可能降低社会审美标准，错乱甚至倒置文明的追求方向。
文艺如同学术、教育、金融、法律、水利或能源的技术，有很强的专业性，虽然也要适度民主，但民主的范围和方式应有所变通。
对业内很多重大事务（自娱性群众文艺活动一类除外）的机构集权似不可少——由专家委员会而不是由群众来评奖、评职称、评审项目，就是通常的做法；用对话协商而不是投票的方式来处理某些专业问题，也是必要的选项。
专家诚然应尊重群众意见，应接受民众监督机制，但如果放弃对民众必要的引导和教育，人民就可能异变为“庸众”
（鲁迅语），民意就不是时时值得信任。
否则孔子就会不敌超女，《红楼梦》就会被变形金刚覆盖，色情和迷信网站就可能呼风唤雨为害天下。
也许经历过不少痛苦经验，柏拉图一直主张“哲学家治国”
，在《理想国》一书中认定民主只会带来大众腐败，带来“彻底的价值虚无”
（nooneofa）。
《论语》中的孔子强调“上智下愚”
，与商鞅“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
一说相近，把希望仅仅寄托于贤儒圣主。
他们的精英傲慢令人反感，天真构想不无可疑，但他们承认民众弱点的态度却不失几分片面的诚实，至少在涉专事务范围内可资参考。
人们在“文革”
期间质疑工宣队和农宣队全面接管上层建筑，在市场化时代质疑用市场（包括部分工农兵在内的消费者）来决定一切，特别是决定人文与科学的价值选择。
他们只是受制于某种时代思想风尚，不敢像古人那样把零散心得做成理论，说得那么生猛和剌耳。
按照现代的某种标准，柏拉图和孔子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
。
新加坡李光耀先生主张“精英加权制”
（一人五票或十票）同样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
。
这样私下想一想尚可，说出口就是愚蠢，就是自绝于时代——不拍民众的马屁，岂不是自己制造票箱毒药？一个公众人物的政治表态如何能这样业余和菜鸟？贵族统治时代早已成为过去，思维与言说的安全标准须随之改变。
眼下无论左翼或右翼的现代领袖，无论他们是高喊“人民万岁”
还是高喊“民主万岁”
，其实都是挑人多的地方站，自居民众公仆的角色，确证自己权力的合法性。
这当然没错。
民众利益确实是不可动摇的普世价值基点，是文明政治的宗旨所系，是一切恶政和暴政终遭天怨人怒的裁判标尺。
但有一些他们经常含糊其辞的话题还需要提出：
民众利益与民众意见是不是一回事？
民主所释放的民众意见又是不是可靠的民众意见？或者怎样才能成为可靠的民众意见？
这是一些基础性的哲学问题，民主的施工者们无法止步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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