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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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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可以“同名不同姓”
王尧：现在回头看，知识分子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步伐是仓促的，包括在思想模式的转换方面。
九十年代初期的知识分子，对现实的回应不像现在这么从容，有些忙乱。
韩少功：当时国内有“六四风波”
，国外有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易帜，很多人处于一种茫然状态。
王尧：你在海南主持的《海南纪实》杂志风行全国但也树大招风，在“六四风波”
以后被责令停办，不知道具体的情况怎么样。
韩少功：整肃十分严厉，有的文章甚至把这个杂志与《世界经济导报》与《新观察》列为齐名的“反动”
媒体，政治“待遇”
给得相当高。
我以为又会回到“文革”
，但压力没有我预计的大。
杂志停刊以后，我饭照吃，工资照拿，不久还能单独出国访问，在法国待了几个月。
国外一些朋友也很奇怪，以为我已经“进去了”
。
经济体制改革也没有我预计中的倒退，倒是借助严厉的政治扫**，如履平地一路推进。
一九八九年前的“价格闯关”
，喊了几次都不敢真动，怕老百姓上街闹事。
到九十年代初，我跟一个政协的小组下去调查，发现海南省百分之九十的商品已经放开物价，但一点社会反应都没有，真是神不知鬼不觉，顺利得让人难以理解。
王尧：进人九十年代以后，与国内外很多人的预测相反，中国改革没有停止，而且有一个不断加快的世俗化和场化进程，九年代有许多论战实际上与此相关。
我很想了解你在这方面的思想经历，也许还有相关的生活经历。
韩少功：我一九八八年到了海南，想利用经济特区的政策条件创造一种新的生活。
当时觉得内地的僵化体制令人窒息，未来的生活已经划定了轨道，而海南这本新书有很多未知数，有很多情节悬念，让人有兴奋感。
初到海南，我和一些朋友失去了大锅饭，自己谋生存，办刊物，办报纸，办函授学院和排版公司，卷入很多经济事务，人、财、物、产、供、销，事事都得操心。
这对我个人经验来说是一次有益的补充。
我对金钱的感受从来没有这样具体和直接。
没有钱的时候，队伍不容易稳住；有了钱的时候，吃喝玩乐之风大盛，队伍眼看着就要瘫痪和瓦解。
有钱比没钱的问题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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