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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与对“文革”
认识的差异有关。
韩少功：我觉得现在对“文革”
有一种肤浅的认识，就是把它作为一种道德上的偶然的悲剧，是一些坏人做了一些坏事。
这个理解就太简单了。
王尧：道德化、简单化地解释当代中国，在一些人那里得心应手。
韩少功：中国的历史发展到这个时代，很多问题是长期积累下来的，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最后形成了一个疑难杂症。
大致而言，宋代以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遇到了新情况。
首先是中原的农耕文明不敌北方的游牧文明，蒙古、突厥等族群集团越来越强大，中国文明中心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北方的边界线也越来越向南撤退。
这以后出现过两次大的外族入侵，虽然促进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流，但以汉代“和亲”
为标志的稳定外部环境趋于瓦解，帝国朝贡体系趋于崩溃，高丽、安南等附属国都有了离心趋向，不买账了。
王安石等知识分子有过种种改革和复兴的愿望，但已经力所不逮，虽然有过明、清时代几次短暂的修复和喘息，但整个国势是逐渐往下走的，到了晚清已经是陷入深重危机，政权腐败，民生凋敝。
正是在这个时候，人口资源的矛盾也日趋严重。
晚清时期全国人口三亿多，有一说是四亿多，是欧洲六千多万人口的五六倍，对于当时低下的农业生产力来说已经不堪重负，各种社会矛盾不可能不激化。
第二个原因，鸦片战争以后，出现了中、西方文明的碰撞，列强的“坚船利炮”
打进来了，西方的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民族主义、个人主义等等也涌进来了，迫使中国接受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完全破坏了中国原有的社会生态与文化生态的平衡。
这就像生物入侵，很多陌生的物种贸然闯入，没有它们的天敌，没有能够与之互相制约的物种，于是无限地扩张蔓延，加剧了社会和文化的无序程度，增高了危机的代价。
紫茎泽兰在美洲危害不大，到中国来就是灾祸。
食人鱼在非洲也危害不大，到中国来同样是灾祸。
为什么？这就是因为原有的生态平衡不一样，生物入侵以后要实现一种新的生态平衡，往往需要混乱而痛苦的一个过程。
西学东渐也往往是这样。
中国人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选择了共产主义。
这个共产主义是西方的一种左翼思潮，来源于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来源于更早的宗教理想。
犹太教就有共产主义因素，对作为犹太人的马克思恐怕不无影响，以至以色列现在还有公有制的很大地盘。
基督教的旧教和新教也有内部共产的传统，梵蒂冈教皇现在还猛批资本主义。
早期乌托邦的设计者康帕内拉等等，大多是一些基督教人士，把教内的平等意识移植到现实社会中，构造了世俗的空想社会主义；然后马克思更进一步，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给予了解释，用资本论构筑经济学的基础，把这种空想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社会主义。
这个思潮在欧洲发挥过重大作用，现在北欧、西欧的发达国家，其资本主义的自我改造，其福利制度和民主制度，无不受益于社会主义运动。
拿破仑法典是禁止工会与罢工的，T-会权与罢工权是后来通过斗争取得的。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西方的八小时工作制，妇女投票权等等，也都纷纷实现了。
但马克思主义在创立社会主义国家方面的实践，却在东欧与苏联由盛及衰，最后自我崩溃。
至于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的危机？比方说，在既没有犹太教传统也没有基督教传统的世俗国家，在一个人口资源条件极为恶化并且受到外部强国压迫的国家，这一主义会引起怎样的社会与文化的生态变化？比方说，一个通过革命而执政的集团，如何避免自身的腐败和僵化？这都是一些非常困难的探索。
王尧：毛泽东和梁漱溟的争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发展道路的争论，不能把它仅仅看成是知识分子人格和政治权威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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