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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多是领导干部家庭出身，在运动初期有优越感，宣传血统论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坏蛋，基本如此”
就出自他们。
韩少功：红卫兵有好几代。
第一代红卫兵骨干多是高干子弟，是要保卫红色政权的，因为父母后来被打成“走资派”
，很快被镇压下去了。
“联动”
被“中央文革”
取缔和镇压，很大一个原因，是他们的父母成了“走资派”
，其子弟也成了较早反对“文革”
的群体之一。
但他们在运动初期的血统论观念也被下层群众反感，特别是“出身不好”
的群体反感。
在打击“联动”
及其血统论的问题上，“中央文革”
和下面那些受压抑的阶层出现过一个联盟，一个非常短暂的联盟，虽然联盟各方的目的并不完全一样，比方批判血统论的遇罗克，最终就还是死于“中央文革”
之手。
这里有上层和下层不时互相利用的现象。
“文革”
中，这样的临时性的力量组合非常多见。
王尧：这种组合带来的变化很大，老红卫兵参加的政治运动打倒了他们的父辈“走资派”
，他们自己则成了“走资派”
的子女，按照那副对联的逻辑，老红卫兵中的一些人一夜之间就成了“狗崽子”
。
前一段时间，我重读《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以及《1966：我们那一代人的回忆》，真的是感慨万千。
韩少功：第二代红卫兵骨干多有知识分子家庭背景，所谓“三师”
_即医师、教师、工程师的子弟多，大多受过压抑，容易滑向所谓“极左”
，即在“打倒走资派”
的名义下对红色政权提出改造要求，结果也被镇压下去了，遇罗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湖北的张志扬，湖南的杨曦光，在同一时段也被投入了监狱。
即便同是“极左”
的红卫兵，也有不同的思想成分：当时有的崇拜吉拉斯，有自由主义色彩；有的向往格瓦拉，有共产主义目标。
如果这些千差万别统统被抹杀，历史就不可理解了，也不可能被诊断了，就只能用“全民发疯”
来解释——事实上，现在新一代青少年对“文革”
就是以“发疯”
一言以蔽之。
这正是多年来“文革”
缺乏如实分析和深入研究的结果，是再一次“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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