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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在金钱面前的六神无主尤其给我深刻印象。
有些人一见人家炒了地皮或者炒了股票，一见人家当老板坐上“大奔”
，就觉得自己要被时代抛弃了。
值得这么慌吗？马原到一个大学去讲文学，另一个作家就说：“他还去干那种勾当！”
好像马原谈文学已经不正常，马原只有谈地皮和股票才正常。
这是八十年代启蒙话语带来的一个奇怪结果。
那时候，理论界还是启蒙话语当家，但有一部分作家开始有所反应，反对拜金主义，谈精神，谈气节，谈道义的坚守。
张承志、张炜、李锐都有一些及时的发言。
我在《灵魂的声音》发表以后，收到李锐一封很热情的信。
那是我与他第一次交往。
王尧：张炜、张承志被视为道德理想主义者，保持了八十年代的那种**。
他们与你被并称为文学界“三剑客”
。
那时大家比较看重你们所持立场的意义。
不久，左和右的阵营开始形成，我们姑且用“左”
和“右”
这两个词来描述。
但是，无论是左还是右，都遭遇到了更为复杂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凸显了既有的理论以及思想方法的局限。
“人文精神”
讨论也是在西方启蒙话语的框架中进行的。
韩少功：就大的方面来说，不管争论的双方或者说是多方，基本上还是共享一个市场经济的甚至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想象，秉承八十年代知识界主流的共识。
问题是新的，解释是旧的。
但正如黑格尔说过的：强者不需要道德，道德是弱者的具。
“道德”
的重提，“人文精神”
的重提，实际上萌动着一种反对弱肉强食的社会关切，虽然局限在启蒙主义的解释框架，但为后来进一步的反思提供了铺垫。
王尧：那时你比较关心精神问题、灵魂问题，对技术主义和商业主义的批判是毫不留情的，记得你当时用了精神流氓、政治痞子、商业痞子、文化痞子、保守派的痞子、新潮派的痞子等措辞。
《夜行者梦语》一书在当时的反响很好，与理论界的“人文精神”
讨论形成了呼应。
韩少功：当时是遭遇战，短兵相接，想说得尖锐一些。
一尖锐就免不了招风惹事，千夫所指。
文学界有些人发起了批判“道德理想主义”
运动，大报小报一齐上，《文艺报》与《作家报》等全武行上阵，认为重提道德就是“极左”
，就是对抗“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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