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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是聪明人,搞了多年的洋务以后,决心把中文地位给恢复起来。
这样他们既有英文又有中文,都是大语种,利用历史文化资源和西方文化资源都很方便,光是这一招就省下了多少开支呵。
比方有些书不用自己翻译出版,进口台湾、香港的就行了。
我在韩国的时候,听说韩国的知识界也在讨论这个问题,有一派主张韩文直接英文化,另一派则主张韩文退回中文。
从知识生产成本的功利角度来说,这些考虑都是很自然的。
王尧:我在韩国逛书店,根本看不到在国内常见的现象,在国内,哪怕是县城的书店,都有许多西方学术著作。
中国对西方学术论著的翻译出版,在世界可能是独一无二的。
这与我们的语种和使用汉语的人众多应该有关系。
韩少功:中国读者是很幸运的。
中国的翻译、出版部门也是很幸运的,如果是在一个几百万人的小国家,你翻译家和出版家都没有多少事好干。
折腾一个维特根斯坦全集或者《追忆逝水年华》的全本出来,只能印个几十本,几百本,不亏死了?
王尧:好像西方的学术界对我们中国能翻译这么多西方的书,也很惊讶,而且销量这么大。
韩少功:语种规模对文化演进的影响非常大,很多影响可能要今后时间久远以后才看得更清楚。
影响当然是多方面的,大也有大的难处。
比方说,一个人生活在大语种里,母语基本上够用,走南闯北都不需要换语言,了解国外也可依靠译本,学外语的压力就相对小。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这样普及英语教育,但因为缺少使用环境,学好了英语的并不多,能用好英语的就更少。
包括大学里这么多教授,外语真好的并不多,写封留学生推荐信,大多是让学生自己代笔,这在国外都是公开的秘密。
这恐怕是大语种国家的特色:不是大家不爱英语,是实在难学,实在难以巩固。
如果一个人生活在小语种国家,求学、求职、恋爱、看电影,哪怕开个小餐馆,都可能同外国人交道,一抬脚就走出国门了,没有外语怎么生存?
王尧:以前说马克思懂得好几门外语,中国人一听都惊奇得不得了。
韩少功:在欧洲的一些小国家,读书人懂几门外语是很多见的,不是太难。
比如拉丁语分裂出来的几种语言,是刚分家的兄弟,血缘近亲,差别不是特別大。
据说一个西班牙人碰到一个意大利人,都没学过对方的语言,但连说带比画,就能把对方的意思大致整明白。
所以说:大国之民学外语难,小国之民学外语易;大国接受外来学术易——但依赖翻译,小国接受外来学术难——怛一旦接受就较为直接。
王尧:刘禾在美国研究过“跨语际实践”
,研究翻译在文化建构中的特殊作用。
她在书中提出,不同的语言是否不可通约?将一种文化翻译成另一种文化的语言,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韩少功:这对于中国这样的大语种国家就特别存意义。
因为在这种国家里,大部分人,包括大部分读书人,都是通过翻泽来接受外来文化的。
翻译过程中可能的误解以及这些误解带来文化反应,就特別多,也特别耐人寻味。
王尧:看来大语种文化在全人类的文化建设进程中有特殊的地位,也有特殊的使命和责任。
韩少功:一般来说,小语种的文化容易两极化:要不是封闭,要不就是消失,即被同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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