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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这一难题，我觉得有一个简便办法，就是比日本人多听听中国的音乐，比方说《我的家在松花江上》；也让中国人多听听日本的音乐，比方说《四季歌》、《拉网小调》、《北国之春》、《草帽歌》……这些日本歌曲怎么让我们恨得起来？产生了这些动人歌曲的民族怎么可以被我们一股脑地仇恨？我们怎么可以一时脑袋发烧，就在一个伟大的民族与少数几个右翼政客之间画等号？
同样，自从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反恐的“圣战”
以后，自从他创造了“伊斯兰法西斯主义”
这样一个概念以后，所有的伊斯兰教徒似乎都有了准恐怖分子的可疑身份。
一些中国人也在跟着瞎起哄。
在这些人的眼里，虽然自己的一张黄面孔不是特别高贵，但低贱的人可以看不起更低贱的人，他们也摆出晋升候补的姿态，在伊斯兰族群面前寻找自我身份的优越。
其实，这种把恐怖主义与特定民族或宗教挂钩的做法，正中极端恐怖主义者的下怀，是伊斯兰世界里极端思潮的翻版和倒影。
本·拉丹可能对此高兴不已。
这一条我们暂时不往深里说。
我想说的是：我们是否了解伊斯兰？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伊斯兰？如果我们懒惰得不愿去采访和阅读，我们至少可以听一听伊斯兰的音乐吧？至少可以听一听伊拉克、伊朗、土耳其、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歌曲吧？至少的至少，我们中国人可以听一听维吾尔等境内西部民族的民歌吧、包括作曲家王洛宾先生编写的那些情歌吧？我们一定可以发现，这些歌曲里同样充满着动人的善良以及美丽。
歌曲里流淌出来的喜怒哀乐，同样是我们的喜怒哀乐。
歌曲的创造者和传唱者几乎就是我们自己，没有任何理由受到蔑视甚至敌视。
音乐是灵魂的表情，是精神的芳香，是直接从心灵出发然后抵达心灵的情感飞行。
可惜的是，我们现在听到的音乐越来越少了。
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些年我阶段性地居住乡村。
在我的记忆中曾经充满着山歌的乡村，眼下基本上一片寂静，歌手不知去了哪里。
只有在办红白喜事的时候，尤其是办白喜事的时候，我才可以听到某些老人聚在一起唱唱丧歌，保留了一点本土音乐传统残迹。
我在城市里也很少听到音乐。
如果我不是居住在中国少数民族的地区，不是生活在西亚、欧洲、南美有关族群那里，我几乎很难听到咖啡馆里开心的合唱，很难听到地铁里大提琴或长笛突如其来的旋律，很难听到海滩边某个房间里飘**出来的钢琴乐符，也很难听到深夜的街巷里，一两个或三五个醉汉，互相搀扶着或拉扯着，步履踉跄时唱出怀乡老歌——他们忧伤的嘶哑之声在夜空旋绕。
很遗憾，在我所到过的中国城市里，最常听到的是哗啦啦的麻将声（众笑）。
我们当然还有音乐，有越来越便捷和精密的音乐设备，比方说留声机或MP3。
一些优秀的音乐家们做出了非凡成绩，也是不可抹杀的事实。
我对他们充满着感激之情。
但我们的乐曲更多出现在商业演出和政绩宣传之中，似乎离利润和权力越来越近，离心灵越来越远。
有些“春节晚会”
的演唱，花团锦簇，流光溢彩，金碧辉煌，人海战术加人肉战术，耗费了纳税人的巨额资金，不过是一些豪华的三流杂技和激昂的配乐练声。
我们的很多商业性演唱已无乐可言，只是刺激，只是造作，是作欢乐状或悲痛状，是假模假式的宣泄，是强加于人的闹腾，与心灵没有多少关系。
我们就是在这种听觉环境日益污染的情况下，不知什么时候成了聋子和哑巴。
只要离开了宣传和消费，我们已经不太习惯开口歌唱。
清代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引述古人的话凡建国，禁其**声、过声、凶声、慢声。”
《孟子》也有过类似的看法，所谓“闻其乐而知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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