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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少功：一说成“主义”
，就比较容易简单化，容易造成思维越位。
其实我们也应该赞成和提倡理性主义。
问题在于，在很多人那里，理性和非理性常常用错了地方。
比如说从事常规的经济和科学，是很需要理性的，但在中国的“文革”
期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敢叫日月换新天”
什么的，像写诗歌和宗教迷信，很不理性。
倒是那时候的文学艺术，却要紧跟党的文件，图解政治理论，弄得很概念化和公式化，毫无非理性思维的一席之地。
这叫寒火不清，阴差阳错。
类似的情况还有：有人说中国人公共意识太强，习惯于公天下和大一统，自我意识太少，因此得提倡私利主义或个人主义。
其实，中国国民中是私利主义太少吗？那种遍布各个单位人整人、窝里斗的劲头，那种在公共场所大吵大嚷横冲直撞的现象，叫什么主义？问题是私不私、公不公，隐私生活太公共化，公共生活太私我化，也是黑白倒置，阴差阳错。
所以，我认为中国文化心理问题不是一个要批儒家、批理性、批所谓社会意识的问题，而是一个改变结构的问题，把各种意识用对地方的问题。
文学也是这样。
经过十年“文革”
，中国作家现在既需要强化理性又需要强化非理性，滋阴也要壮阳。
而且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要用错地方。
夏瑜：现实主义文学追求“客观真实”
，但在你的近作中，很多事物变得似真非真，比如《爸爸爸》里的丙崽吃了毒药也不死。
你写作时是怎样考虑的？
韩少功：绝对客观的真实大概不会有，这已被物理学证明了。
“测不准原理”
就是基于这样的发现：一千次观察可以有一千种结果，哪一种结果才算得上“真实”
？所以，我们谈真实的时候应注意层次，用不同的尺度，比如区分一下客观的真实和主观的真实，这样巴尔扎克和马尔克斯都可以说写得真实，史传和神话都真实。
不然就谈不清楚了。
一个人写作，有时把陌生的生活熟悉化，有时把熟悉的生活陌生化，变假为真，化真入假。
《红楼梦》中“假作真时真亦假”
，有“甄”
“贾”
二公。
这都是从另一个层次来谈真假，与文学中的虚假造作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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