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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焦点常常落在“家人”
而不是“家国”
，多了一些就近务实的态度，与内地文化确实难以全面接轨。
黄子平教授在北京大学做报告的时候，强调香港文学从总体上说最少国家意识形态，是一个特别品种，值得研究者关注。
据他说，学子们对这个话题曾不以为意。
学子们也许不知道，他们与大多港人并没有共享的单数历史。
在百年殖民史中，港英当局管理着这一块身份暧昧的东方飞地，既不会把黄肤黑发的港人视为不列颠高等同胞，也不愿意他们时常惦记自己的种族和文化之根，那么让他们非中非英最好，忘记“国家”
这一码事最好—这与一个人贩子对待他人儿女的态度，大体相似。
这种刻意空缺“国家”
的教育，一种大力培养打工仔和执行者而非堂堂“国民”
的百年教育，也许足以影响几代人的知识与心理。
再往前看，香港自古以来就是天高皇帝远，“帝力于我何有哉？”
这里的先辈们难享国家之惠，也少受国家之害，遥远朝廷在他们眼里实在模糊。
当中原族群反复受到外来集团侵掠或统治，那里的国家安危与个人的生死荣辱息息相通，国与家关系密切，一如杜甫笔下的“国破山河在”
多与“家书抵万金”
相连。
这是一种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高比率重叠的状态，忧国、思国、报国之情自然成了文化要件，“修齐”
通向“治平”
的古训便有了更多日常感受的支持，有了更强的逻辑力量。
与此不同，香港偏安岭南一角，面对大海朝前望去，前面只有平和甚至虚弱的东南亚，一片来去自由、国界含混、治权凌乱的南洋。
在这样的地缘条件下，如果不是晚近的鸦片战争、抗日战争以及九七回归，他们的心目中那个抽象的“国家”
在哪里？“国家”
一词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否显得模糊而遥远？
大多数港人也修身，也齐家，但如果国家若有若无，那么“治国平天下”
当然就不如“治业赚天下”
更为可靠实用了。
这样，他们精于商道，生意做遍全球，但不会像京城出租车司机们那样乐于议政，不会像中原农民们那样乐于说古。
内地文化热点中那些宫廷秘史、朝代兴衰、报国志士、警世宏论、卫国或革命战争的伟业，在这里一般也票房冷落。
国家政治对于很多港人来说是一个生疏而无趣的话题。
更进一步说，如果国家的偶尔到场，不过是用外交条约把香港划来划去，使之今天东家，明天西家，今天姓张，明天姓李，一种流浪儿的孤独感也不会毫无根由。
殖民地及其他侵占地都是精神和文化的流浪儿—香港不过是他们中比较有钱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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