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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里隐藏着一种尺度的紊乱，表面上是谈中西，实际上是谈古今，是比较代序差异。
因为很多人说的“洋”
，并不是指中世纪的西方，不是指古罗马的西方，而是指18世纪以后工业化的西方，专掐西方最强盛的一个特定阶段。
说我们的油灯不好，欧洲的电灯好。
说我们的牛车不行，欧洲的汽车很棒。
那么，不崇洋不媚外也不行了，是不是？但这是拿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比，把不同的发展阶段拧在一起，差不多就是关公战秦琼。
当年钱穆建议，说真正的中西文化比较，要等到双方经济发展水平接近了再说，就是这个意思。
日本一个学者叫福泽谕吉，写过一篇《脱亚论》。
那时不仅很多日本人要脱亚入欧，俄国人、土耳其人也这样说，形成整个亚洲一个广泛的潮流。
为什么要脱亚？他们都知道国土搬不走，但脱亚就是急吼吼地要脱农、脱贫、离穷邻居们远点，要成为欧洲式的工业国。
福泽谕吉是著名的启蒙派，相当于中国梁启超、陈独秀这样的领袖级人物，其头像直到去年（2019年）还一直印在一万元日钞的钞票上。
但他又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意见领袖，一直鼓吹侵华战争。
他的《文明论概略》大量抄自美国中学生的教材，知识产权其实是有点问题的，但它在中国也有广泛影响。
他认为“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
，认为“支那人”
就是彻头彻尾的野蛮民族，那么最好的前途就是到处插满大和民族的胜利旗帜。
由此可见，文化迭代没毛病，但迭代的进程并非各国同步。
若把一时的差异静止化、绝对化、永恒化，就很可能产生民族歧视和对外战争。
这种“进步主义”
就危险了，就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提供了合法性。
我上了车，你还没上车，那么我打你就是活该。
我是四年级，你还是一年级，那你一年级的给我交保护费就是天经地义，是吧？这种理解，多年来玷污了“进步”
这个字眼。
我翻译过一本书，在座有些中文系的，可能知道叫《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捷克裔法国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一本小说。
我记得小说中间有一段描写，印象特别深。
他是写厕所，说当时的捷克太落后了，当局的治理失败，捷克的厕所就特别让人难受，那个马桶在他的形容之下，只是“一根废水管放大了的终端”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由此他对比西方发达国家的马桶，也用了比喻，说那种马桶多好啊，“像一朵洁白的的水百合”
。
这比喻很形象，很精彩吧？他这样写，当然是要对比文明的先进和落后。
这话没说错。
谁不愿意坐在“水百合”
一样的抽水马桶上呢？谁不喜欢有一个舒适干净的环境呢？
问题是，西方的厕所一直是这样的吗？或者说，西方的厕所什么时候才变成这样的？据史料记载，作为西方一个标志性的都市，巴黎很繁华，但也是一度出了名的脏乱差，还臭烘烘。
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巴黎人口剧增，排污系统却跟不上，居民们都习惯了随处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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