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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之间天翻地覆，让国民们再一次震惊得目瞪口呆。
这些苏联佬来干什么？他们的坦克凭什么黑烟滚滚，竟在瓦茨拉夫广场和查理广场横冲直撞？如果说当年德军入侵，还依仗着西方科学、工业、学术和文化的骄人气焰，那么苏联佬呢，那些愣头愣脑的大头兵，太像顿河流域的牧民和西伯利亚的农夫，一群无知的乡巴佬，是来卖土豆还是来看马戏的？
诚然，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穷棒子的政权，并从纳粹手里解救过半个欧洲；苏联把人造卫星最早送上太空，让美国也不能不忌惮几分；是苏联的经验让中、东欧这些红色友邦也普遍建立了国营工厂、廉租国民公寓、少年宫和工人俱乐部、福利性的医疗、教育、供暖、供水、供电系统，以至早期的小说家米兰·昆德拉同志也像很多青年一样，曾热情讴歌红色的新生活。
但在一些自视高雅的欧洲精英看来，社会主义的乡巴佬终究魅力不够，一旦耀武扬威就更让人没法忍。
正像昆德拉后来在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描述的，人们对入侵者的反抗成了一幕“狂欢的节日”
。
这就是说，他们并未动刀动枪，甚至主要不是去怒斥，倒是围绕坦克起哄，吹口哨，大跳华尔兹，大跳踢踏舞，朗诵歌德或荷尔德林的诗篇，用扩音器播放德沃夏克和莫扎特的名曲。
漂亮的姑娘们还爬上坦克，不由分说地搂住兵哥哥照相，向兵哥哥献花和献吻……整得对方面红耳赤不知所措。
与其说这是反抗，不如说更像戏弄，像取笑，像一种居高临下的文化**。
事实上，英语slave（奴隶）一词源于中世纪拉丁语sclavus（斯拉夫人），是一个卑贱民族的语言胎记。
特别是那些更低下一等的东斯拉夫人，叫喊“乌拉”
一类蒙古语，当然更像是来自蒙古（或称亚细亚）的野蛮物种，要赢得中欧、西欧的尊重并不容易—这是20世纪意识形态冷战所掩盖的另一个剧本。
相比之下，虽然布拉格也有不少斯拉夫裔，但千百年下来，它毕竟一度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宫所在地，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工业心脏和天主教重镇，其繁荣程度曾远超巴黎和伦敦，在文明等级的排序下一直深藏着强烈的历史记忆和内心自尊。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政治冲突、经济落差、文化异质等诸多矛盾总爆发的一个剖面，“布拉格之春”
在很多人眼里不过是一种文化回归事件，一种身份苏醒事件，是迟早都要到来的又一次欧洲史断裂。
类似情况也发生在此前的匈牙利。
可惜的是，文化**并不能驱退乡巴佬的坦克。
布拉格这一次照例表现了抗议、不合作、沉默与冷目、地下电台舆论战，但除了查理大学一个学生企图自焚抗议，辱国现实似乎并未得到多少物理性的改变。
这种情况竟一直持续到二十多年后苏联自行解体，多少有些沉闷。
人们如果稍微把目光移开一下，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同是被苏军侵占的阿富汗，既没多少科学也没多少工业的一个亚洲小国，却能坚持长达七年的游击战，仅凭借他们的头巾、赤脚、馕饼、肩扛火箭筒以及一册《古兰经》，就打得外来的现代化强大军队灰头土脸，到处丢盔弃甲，最终被迫签约撤军而去—与之相比的布拉格，是否少了点什么？你们的团结呢？你们的独立、勇敢以及顽强呢？
时值“布拉格之春”
48周年纪念日，我在瓦茨拉夫广场观看庆典，也只看到一些二流摇滚歌手，在舞台折腾出一些夸张姿态，唱出一些虚头巴脑的爱呀愁呀明天呀，赢得台下稀稀拉拉的掌声。
背景上再现的黑白老照片，当年的坦克和旗帜，在又一轮洛可可化的历史缅怀之下显得过于陌生，有点不搭调。
不难理解，昆德拉当年就对这个民族表达过困惑：
1618年，捷克的各阶层敢作敢为，把两名奥皇钦差从布拉格城堡的窗子里扔了出去，发泄他们对维也纳君主统治的怒火。
他们的挑衅引起了三十年战争，几乎导致整个捷克民族毁灭。
捷克人应该表现比勇气更大的谨慎吗？回答也许显得很简单：不。
320年过去了，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之后，全世界决定把捷克的国土牺牲给希特勒。
捷克人应该努力奋起与比他们强大八倍的力量抗衡吗？与1618年相对照，他们选择了谨慎。
但他们的投降条约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继而丧失自己的民族自主权几十年，甚至长达几百年之久。
他们应该选择比谨慎更多的勇气吗？他们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捷克的历史能够重演，我们当然应该精心试验每一次的其他可能性，比较其结果。
没有这样的试验，所有这一类的考虑都只是一种假定性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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