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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获悉北平学生“献旗团”
到南京请愿时，被蒋记特务秘密软禁之后，曹孟君义愤填膺，立即挥笔，在《新民报》上发表消息，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有力地配合了学生运动的发展。
客观地说，王昆仑在幕后所起的作用是不容抹煞的！
以发起南京妇女救国会为起点，很快在全国各地成立了各个阶层的救国会。
其中以文化教育界、青年学生界的救国团体最为活跃，成缋也最为显著。
但是，国民党政府在“攘外必先安内”
的国策指导下，对于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活动和要求不但不支持，反而十分仇视，千方百计地进行威吓和镇压。
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竟然颁发《告国人书》，胡说救国会是共产党“利用文化团体及知识分子，在救国的口号掩护下，作卷土重来之计”
，诬蔑抗日救亡运动为“危害国家”
等等。
为避免损失，南京各界的救国会被迫由公开转入地下对此，王昆仑一方面更加痛恨抗日有罪的蒋家王朝，一方面又根据新形势的发展，继续发挥救国会“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代表人民的要求，不顾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掀起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救国、救亡图存”
的作用。
经研究做出如下决定：
一、“南京妇女救国会”
转入地下，改为秘密的“十人团”
形式，通过个別谈话进行宣传活动。
同时，“通过当地公开的妇女团体，在妇女群众中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与组织工作。
妇女文化促进会当然是主要阵地，还有南京的基督教女青年会，新生活运动总会的妇女指导委员会等。
曹孟君与这些组织中的主要骨干来往密切，配合默契”
。
二、由王昆仑等出面，举办1935年至1936年初的“冬令讲学会内容是宣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请的“主讲人有立法委员陈长蘅、卫挺生先生，正统派的经济学者赵兰坪先生，也有上海救国会的章乃器、钱俊璁等。
讲学的场所，借的是青年会礼堂和中央大学大教室，但章乃器来讲的那次，轰动一时，听众特别拥挤，只好临时请中央大学开放大礼堂。”
三、继续做孙科的工作。
对此，孙晓村同志做了如下回忆：“1935年，王昆仑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活动面又扩大了。
当时孙科筹备中山文化教育馆，想找几个知名学者去，我和王昆仑商量，介绍陈翰笙去。
陈此时已不担任中央研究院社科所的所长，但在学术界很有名望，孙科很重视他。
但陈因自己不能常去，我们又介绍陈洪进去，陈洪进又介绍了宜静之。
这样，中山文化教育馆也成了救国会的一个阵地。”
四、做冯玉祥将军的工作。
诚如前文所述，王昆仑和冯玉祥将军相识十余年，不仅在反蒋问题上有着共同的立场，而且时下又都有着一顆不愿做亡国奴的心。
他听说冯将军求知欲望很强，遂把孙晓村、陈翰笙等一批大学者派到冯将军身边，于讲学的同时，还可一块商谈救亡抗日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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