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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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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故事在其雏形时——也即在其尚处于一个模糊的、雾状的，只有隐隐约约几个黑影在背景里晃动的阶段——一个八月的炎热早晨，一个没头没脑的、连我们自己都尚未察觉其含义的句子跃然纸上（如同从黄浦江东岸穿透江面浓雾照在上海档案馆阅览室东侧靠窗口座位上的一道光线）：
起初，引起萨尔礼少校注意的是那个白俄女人。
我们绝无自称自赞之意，这不过是一句大实话。
一九三一年，警务处政治部的萨尔礼少校面对法租界纷繁复杂的局势，试图厘清头绪，抓住破解悬案之谜的蛛丝线索。
他通过阅读旧档案，找到这个白俄女人。
将近八十年后，我们坐在档案室内，（与少校一样）尝试构建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上海法租界的一系列事件的轮廓模型，同样通过阅读历史档案，我们一开始就发现这个女人。
法租界警务处政治部的文书确曾为她建立起一份卷宗（尽管它显然带有殖民当局官员那种懒散的、马马虎虎的风格）。
日军侵入上海后，该卷宗仍保存在理论上归属法国维希政府管辖的法租界当局手里。
直到一九四三年，汪伪政府正式宣布收回法租界管辖权，卷宗当然随同法租界警务处的其他所有重要文件一起，转到伪警察局档案室内。
我们相信，日本侵略军驻上海的特工部门（即我们常常说的特高课），以及汪伪特工总部（即人们常说的“76号”
）一定曾抽走该档案内的一些关键文件，以配合他们随后对该女军火商人展开的复杂而成效不彰的调查。
当然，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总会有另一种可能的），我们的薛维世先生（无论此前还是当时，此人一直在该部门位居显要），出于他私人的各种目的（或者国家利益），同样很有机会把卷宗内的重要文件秘密取走并销毁（即便他有收藏的意愿和可能，我们大概也无法找到）。
众所周知，中国军民的抗日战争胜利是在一九四五年，这卷宗随即由光复后草草组建的上海市卢家湾公安分局接收。
一九四九年以后，卷宗的接管单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卢湾公安分局。
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们必须体谅新生的、物资贫乏的国家和政府管理部门对于历史档案的处理方式——有些时候，如何节约利用物资要比合理利用历史信息更迫在眉睫。
纯粹是由于纸张供应严重匮乏，共和国的公安人员不得不利用旧档案（那些看来不太具有现实价值的文件）的空白背面，以书写对他们来说更紧要、更需记录的事件。
如此一来，这卷宗就被拆散，没有人会关心写在那些纸张背后的、已由（主要由投诚的国民政府军政特工人员组成的）情报咨询委员会鉴定过的，并被确认为无用的历史信息。
我们相信很多相关文件已被撕碎、卷成一团，消失在纸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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