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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讶的是，古典认知科学根本不在乎人类成为蝙蝠（或者作为人）是什么感觉，因为伴随着心智进程的主观感觉，对于理解计算机逻辑机制的影响很小（反而可能有干扰影响），而监督这种感觉的逻辑—计算机机制是唯一真正重要的研究对象。
纳格尔因此向范式提出挑战：如果认知科学无法解释经验的主观特征，那认知科学肯定存在某些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盎格鲁世界[3]（PaesiAnglosassoni）哲学领域，纳格尔的提议是在一个很少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出现的，以至于连这位美国哲学家用来论证其论文的术语索引，也差不多局限于视角的概念：“不论作为一个人、一只蝙蝠或者一个火星人，其感觉的事实状况如何，似乎都是体化（embody）一种特定视角的事实。”
紧接着，纳格尔明确指出，他并不是指某一个人的视角，而是指某些现象学特征在足够相似的生物之间是可被共享的事实。
在其文章的最后，这位哲学家试图说服我们，只有一种新方法，即其定义的“客观现象学”
（fenomenologiaoggettiva）的发展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用无法拥有这种经验的生物可理解的形式来描述，至少部分地描述经验的主观特征。”
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Husserl）、马丁·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和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Merleau-Ponty），由这三位哲学家在德国和法国发展起来的人类认知的现象学方法，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但其并未考虑科学方法的局限性，而科学方法是欲成立于纯理论范围之外的认知主义范式所必需的。
因为当时人们对认知能力的态度经历了一次强烈的认知论重新审视，所以尽管主观与客观、质量和数量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可逾越的鸿沟，纳格尔的预测仍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成形。
这次从哲学到科学的转折产生了一个“体化认知”
（embodied）的概念，其核心思想是：如果没有身体结构性的完善心智，那么就无法从哲学上理解心智。
换句话说，如果在理论和科学调查的动态中抛开身体所形成的局限性和可能性，就无法充分理解认知。
因此，我将依靠这种概念上的融合来描述身体与技术之间的关系。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融合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具有大量的标签（请参考本书第三章），这也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智利生物学家、神经科学家和哲学家弗朗切斯科·瓦雷拉（FranciscoVarela）作品的启发。
从莫里斯·梅洛-庞蒂的哲学观点出发，瓦雷拉不断推动了一种现象学的自然化，这种自然化解决了认知科学的一个大问题，即心智—身体的问题。
如今，现象学的方向在认知主义讨论中被广泛使用，不仅与莫里斯·梅洛-庞蒂的思想有关，也与马丁·海德格尔的思想有关。
事实上，现象学倾向的体化认知呈现出了认知科学的参照范式。
为了挑衅地强调注意力从大脑向身体的转移，我们可以把体化认知的词汇倒置过来，将我们的身体看成认知身体（itivebodies）：被体化的不是心智，而是自然界所有生物中最具有认知能力之智人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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