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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主人公相爱之后,决心策划反对老大哥的革命,却被一名特勤局成员出卖了。
他负责对这两个革命者进行洗脑,让他们接受自己最害怕的东西。
在结局中,这对恋人互相指责,顺从了老大哥的统治。
小说传达的寓意是明确无误的:一旦权力精英获得了哪怕是部分的控制权,也必然会向专制迈进,并不断自我延续。
许多乌托邦文学都结合了宗教主题,可追溯至古典时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的宗教寓言。
这类作品最开始并不致力于乌托邦目标,比如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或更晚的班扬的《天路历程》一样,它们的主题是寻找个人或团体的救赎。
直至托马索·康帕内拉1623年创作的《太阳城》,出现了一种倡导共产主义和生物控制的社会,国家由一个牧师国王和三个国家部长统治。
实际上,该计划反映了康帕内拉的梦想,即在一个教皇领导下的世界国家里,让全人类团结起来,皈依天主教。
弗朗西斯·培根在其未完成的《新大西岛》(1627)一书中大力宣扬了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作为解放者和普遍受益者的承诺,这个主题在莫尔的作品中得到回响。
在这里,通过熟练的研究和探索,一个与世隔绝的社会全面驾驭了大自然,为人类服务。
培根预测了麦克风和电话,以及其他更奇妙的进步。
科学在《美丽新世界》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世界国里,科学帮助奴役了人类,而不是解放了人类。
不过赫胥黎一直小心翼翼地将纯科学和应用科学区别开来。
赫胥黎的评论者经常将他比作乔纳森·斯威夫特,斯威夫特被认为是英国最多才多艺、最有影响力、作品最具讽刺色彩的作家。
从《书的战争》(1697)到《一个温和的建议》(1729),没有什么能逃脱斯威夫特的嘲讽,几乎没有一种制度不受到他毫不留情的审查。
和赫胥黎相似,他早期的智慧和犀利的分析能力,到了职业生涯结束时,皆被极度的绝望所取代。
斯威夫特所有的道德主义倾向的作品几乎都是寓言,每部作品都在审察和评估公共生活的某些方面。
著名的《格列佛游记》(1726)是一部半乌托邦的叙事杰作,一直是被广泛阅读的书籍之一。
表面上看,这是一本关于去不可能的地方旅行的书,因此是一个冒险故事,不过在它的背后充满了尖刻的讽刺。
斯威夫特在这本书中抨击了人类的渺小和粗俗,并抒发了他对命运和人类社会的愤懑之情。
书中不乏富于想象力的乌托邦噱头:一个由非常矮小的人类组成的种族,一个由六十英尺高的人组成的种族,一个由哲学家和科学家组成的社会(其中一个人花了八年时间试图从黄瓜中提取太阳光,这是对英国皇家学会的嘲弄),还有一个真正的乌托邦国——它被一个像马一样的民族和平而健全地统治着。
此外,《美丽新世界》可能也受到了逃离文学的影响—要求对个人需求和自然生活进行简化。
从《美丽新世界》中野蛮人保留地的居民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一点。
这种思维和情感的历史传道者是让--雅克·卢梭,这位18世纪的哲学家倡导人们在政治、宗教、教育、艺术和一般生活中听从自然的简单指示。
在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中,卢梭写道:“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
对于这种困境,我们只需看看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描绘的乌托邦式国家——世界国,就能找到精彩的诗意描述。
卢梭直言不讳地批判启蒙运动中那些自以为是的进步主义信条,而赫胥黎也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乐观主义进行了批判。
两人都认为,如若没有感情的引导,理性是无力完善世界的。
卢梭对高贵的野蛮人的拥护,显然能从赫胥黎对野蛮人约翰充满热情和同情的描写中,找到超越时代的共鸣。
通过个人隐退来逃避文化的影响从而臻于完美的主题,可见于大量的文学作品,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梭罗的《瓦尔登湖》。
回归自然和自然状态的想法对赫胥黎很有吸引力,尽管对他书中的角色约翰而言,回归自然的尝试并没有取得成功,不过这种想法却在赫胥黎本人的生活中发挥了作用。
他从伦敦移居欧洲,又从欧洲移居加勒比海,步D.H.劳伦斯后尘来到新墨西哥沙漠,随后又来到洛杉矶,最后移居加利福尼亚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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