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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康有为，则利用经说，自抒新解，把春秋三世之义，推而广之。
而又创托古改制之说，替思想界起一个大革命。
清学中还有一派，是反对宋学的空谈，而注意于实务的。
其大师便是颜元。
他主张仿效古人的六艺，留心于礼、乐、兵、刑诸实务。
也很有少数人佩服他。
但是中国的学者，习惯在书本上费功夫久了，而学术进步，学理上的探讨和事务的执行，其势也不得不分而为二。
所以此派学问，传播不甚广大。
还有一派，以调和汉、宋为目的，兼想调和汉、宋二学和文士的争执的，那便是方苞创其前，姚鼐继其后的桐城派。
当时汉、宋二学，互相菲薄。
汉学家说宋学家空疏武断，还不能明白圣人的书，何能懂得圣人的道理？宋学家又说汉学家专留意于末节，而忘却圣人的道理，未免买椟还珠。
至于文学，则宋学家带有严肃的宗教精神，固然要以事华采为戒；便是汉学家，也多自矜以朴学，而笑文学家为华而不实的—固然，懂得文学的人，汉、宋学家中都有，然而论汉、宋学的精神，则实在如此。
其实三者各有其立场，哪里可以偏废呢？所以桐城派所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缺一之说，实在是大中至正的。
但是要兼采三者之长而去其偏，这是谈何容易的事？所以桐城派的宗旨，虽想调和三家，而其在汉、宋二学间的立场，实稍偏于宋学，而其所成就，尤以文学一方面为大。
清朝还有一位学者，很值得介绍的，那便是章学诚。
章学诚对于汉、宋学都有批评。
其批评，都可以说是切中其得失。
而其最大的功绩，尤在史学上。
原来中国人在章氏以前不甚知道“史”
与“史材”
的分别，又不甚明了史学的意义。
于是（一）其作史，往往照着前人的格式，有的就有，无的就无，倒像填表格一样，很少能自立门类或删除前人无用的门类的。
（二）则去取之间，很难得当。
当历史读，已经是汗牛充栋，读不胜读了，而当作保存史材看，则还是嫌其太少。
章氏才发明保存史材和作史，是要分为两事的。
储备史材，愈详愈妙，作史则要斟酌一时代的情势，以定去取的，不该死守前人的格式。
这真是一个大发明。
章氏虽然没有作过史，然其借改良方志的体例，为预备史材的方法，则是颇有成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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