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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度的非正式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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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传统文化体系的人际关系网络和国家参与与干预的制度结构的市场形成路径与策略，是传统中国市场形成的基本逻辑，而此路径所形成的路径依赖，则成为传统中国市场秩序的基本逻辑。
这是我们对中国传统市场形成与秩序的基本认识。
不过，事实上，这里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值得深入总结，那就是传统文化体系在人际关系网络与制度结构中具体发挥作用的机制。
从本书的经验事实来看，这一机制大致可以用一个并不社会科学化也不很精确的概念来表达，这一概念就是制度的非正式运作。
所谓制度的非正式运作，指的是制度运作的一种类型，在其运作过程中，行为者为了达到自己的诉求，或游走在制度条文的边缘，或局部突破具体制度框架的规范与约束，采取了各种合法与不完全合法的，却又利用了制度结构的行动。
它与制度的正式运作——行动者完全依据制度条文的规范而展开的程序化的制度运作，具有完全不同的侧重点。
借用符平的分析框架来说，制度的非正式运作，就是“显结构”
中“潜结构”
发生作用的制度运作行为。
潘进与彭应燕的故事里，这一运作趋势非常明显。
从表面上看，潘进等人将广东官盐大量销往湖南衡州府等地，违反了清代食盐专卖制度的规定，是食盐走私，因而不能算是制度的正式运作。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其行动却处处表现出符合制度结构的合法性。
首先，两广盐区的长官包括历任两广总督们，通过众多奏章，与淮盐区官员以及户部官员讨价还价，在清代食盐专卖制度的结构框架下，利用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平衡”
理念，最终说服嘉庆、道光两位皇帝，维持了广东盐商在粤北煎熬生盐、自主管理盐商名册、自主查缉广东私盐等权力，保证了粤盐北进在制度上的合法性，从而保证当时潘进及粤盐北柜的所有广东盐商，都合法地取得了在湖南南部将生盐熬制成熟盐的资格，从而可据以将白色生盐转化成为灰色熟盐，使其顺利进入淮盐地界而难以被查缉。
其次，广东盐商们的粤盐走私北运，理应受到两淮官、商的合力查缉。
但事实上，由于他们以传统文化体系中的学缘、乡谊等各种“缘”
形成了强大的人际关系网络，利用了清代食盐专卖制度下各盐区食盐运销、考成制度的差异性结构，两广盐区食盐专卖制度下已经形成的交通道路和运输系统、批发零售体系、价格博弈关系、商人的准入、私盐的查缉等整个食盐贸易制度的结构体系，以及形成利益共同体之后的两广盐区高级官员们的有力支持，粤盐北运至衡州等地，在清代食盐专卖制度分区销售、跨区严查的体系下，居然与合法的食盐贸易一样，顺畅到基本不存在障碍，表现出一种事实上的“合法性”
，即在淮盐盐商以及淮盐区地方行政力量应对上的“合法性”
。
这种“合法性”
，虽然可以说是非法行为的“合法化”
，但一旦形成这种“合法化”
，原本非法的行动不再被官方查缉，变成操作上的事实合法，行动者的诉求得到满足。
显然，这种所谓制度上的合法性，无论是的确符合制度规定，还是并不符合制度规定却事实上呈现出合法性，都与清代食盐专卖制度本身的制度条文相违背。
但是，对我们理解中国传统制度极其具有挑战性的是，关于清代食盐生产与管理的一系列研究已经表明，反而是这类表现出合法性的制度运作，才是传统制度运作的常态。
[13]这说明，传统制度的运作，在某种意义上，主要地体现为非正式运作，或者说，这种制度的非正式运作，在传统中国，自产生之日起，就是制度运作的具体形态，它是制度运作的题中应有之义，甚至可以说，它就是制度运作的本来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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