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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私盐市场的形成：潘进与彭应燕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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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私盐市场的形成，上文已分析了其间的经济理性逻辑，即在盐区边界地区两个盐区之间某区食盐的比较优势，以及官盐不能完全满足市场需求等原因，造成了私盐市场，这就是私盐市场形成的“市场需求”
论。
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私盐的形成，必然需要以市场需求为基础，但基于市场需要而形成的私盐市场，是否由一个无须深究的“看不到的手”
调节的自发过程而形成呢？其中是否有值得深入研究的成分？私盐市场是否可以培养，是否可以人为拓展呢？正如上文所指出，私盐贩运的行为主体需要付出比一般商品贸易更多的努力，其努力成功与否，与政府吏治有关。
但是，这一努力是否仅仅与吏治有关？是否还与更宏大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存在关联？它的长盛不衰是否存在着某种特殊的制度性的路径依赖？这些问题，是既有研究未能充分关注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正是揭示传统中国市场形成逻辑的绝佳材料。
因此，我们必须对此展开深入研究。
另一方面，正如张小也所指出，因为私盐问题的重要性，清代各级各类官员对私盐关注颇多，留下了相当丰富的史料，其中道光年间著名幕僚包世臣关于私盐分类的说法——将私盐分为商私、官私、兵私、弁私、船私、场私等十一种，启发了学术界关于清代私盐问题的研究，一直为学界所引用。
[46]包世臣指出，“商私”
是商人在合法正盐之外夹带私盐，或将商引重复使用而行私，“官私”
是官员旅行途中在运输工具中暗中携带数量较大的食盐而走私。
[47]学术界已举出诸多史料，证明了包世臣此论的正确性。
但是，商私、官私是否仅仅为商人与官员自身“挺身而出”
，贩卖私盐？官私与商私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如果有，是怎样的关联？商人贩卖私盐过程中，与官员是否有联系？官员在盐商贩卖私盐时，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些问题，至今未引起足够重视。
本书接下来以一些新发现的史料为基础，以清中叶湖南南部地区的私盐流通为例，讨论官员与盐商在私盐流通中的关系及各自作用，以及某些行为主体如何培育私盐市场等问题，以期在私盐问题中的“市场需求论”
和官商“挺身而出论”
的基础上，探讨波兰尼语焉不详的“市场嵌入社会”
的具体策略与路径。
正如上文所指出，食盐对于王朝版图之内的绝大部分普通百姓来说，并非可以自产自销。
控制食盐的产与销，可以获得大量财政收入。
事实上，盐税收入也经常居于清廷财政收入的第二位。
[48]更重要的是，从食盐运销中获取财政收入，相对于田赋来说，应急性与可操作性更强，在特定情境特别是战争环境下，食盐贸易常可以给朝廷带来丰厚的收入。
另一方面，控制食盐的流通，在战争或与对方对立的环境下，所谓“无盐则肿”
，还是非常有效的控制敌方的技术策略。
[49]因此，清王朝沿袭唐中叶以来的分区行盐制度，不同产地所产食盐，被指定到特定地区销售。
按清朝盐政规定，两淮盐行销今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等省的大部分地区，为全国最大盐销区。
广东盐则行销广东、广西两省全境以及湖南、江西、贵州、福建四省部分府州。
自康熙初年开始，湖南衡州府从两广盐区划归两淮盐区，行销淮南盐场所产食盐。
其南部与之接壤的湖南郴州、桂阳州等地则行销广东盐场所产食盐。
不过，湖南衡州府地处两个食盐销售区的边界地区，经常因为盐区归属而发生纷争，甚至成为两淮盐区和两广盐区的争夺对象。
明代已有多次纷争[50]，进入清初，“本朝开辟以来，因罹兵燹，路梗商稀，暂食淮盐者十有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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