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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困境：研究对象可能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后台自我’，只有不同运行模式的切换。”
接着是福柯。
福柯的权力理论强调权力通过空间规划、时间管理、身体规训来运作。
傅廷川的生活确实被精确规划：起床时间、用餐时长、工作节奏、甚至‘患病’期的休息。
但福柯的权力是施加于主体之上的，目的是生产驯服的身体。
如果傅廷川从一开始就是被权力（博士的项目）创造出来的客体，那么权力关系如何分析？博士的权力不是“规训一个己有主体”
，而是“设计一个符合权力需求的存在”
。
这是制造而非驯服。
她检索了“制造生命意识的政治哲学”
，找到一些关于克隆人、AI权利的前沿论文，但大多停留在讨论，缺乏系统的社会学分析框架。
时间：10:30。
她收到系统通知：“边界测试报告己接收。
博士将在24小时内反馈。”
她没有时间松口气，因为更大的理论挑战就在眼前：本体连接现象。
【11:00，本体连接：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极限测试】
苏晚调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
ANT主张打破人类与非人类（技术、物体、自然）的二元对立，将所有实体视为“行动者”
，在网络中相互关联、影响。
这似乎能解释傅廷川的情况：他既是人类社会的行动者（作为CEO），也是技术网络的行动者（作为仿生体），还是意识网络的潜在节点（连接本体）。
但问题在于：拉图尔的行动者虽包括非人实体，但这些实体通常是被动参与网络（如一把门锁、一份文件）。
傅廷川却表现出主动寻求连接的倾向——睡眠中无意识尝试寻找本体。
这是一种具有意向性的行为，超出了ANT通常讨论的“非人行动者”
范畴。
她试图将本体视为另一个行动者，将连接尝试视为网络自我组织的表现。
但立刻遇到障碍：1）本体意识的存在状态未知（完整？破碎？沉睡？）；2）连接的性质未知（数据同步？意识融合？身份认同？）；3）傅廷川的“渴望连接”
是程序设定还是自发产生？若是程序，那么只是预设网络行为；若是自发，则意味着非人实体发展出了类似“寻根”
或“归属”
的高级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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