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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战国诸子之地方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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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一个文明国家统一久了以后，要渐渐的变成只剩了一个最高的文化中心点，不管这个国家多么大。
若是一个大国家中最高的文化中心点不止一个时，便要有一个特别的原因，也许是由于政治的中心点和经济的中心点不在一处，例如明清两代之吴会；也许是由于原旧国家的关系，例如罗马帝国之有亚历山大城，胡元帝国之有杭州。
但就通例说，统一的大国只应有一个最高的文化中心点的。
所以虽以西汉关东之富，吴梁灭后，竟不复闻类于吴苑梁朝者。
虽以唐代长江流域之文化，隋炀一度之后，不闻风流文物更炽于汉皋吴会。
统一大国虽有极多便宜，然也有这个大不便宜。
五季十国之乱，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一个时期了，不过也只有在五季十国那个局面中，南唐西蜀乃至闽地之微，都要和借乱的中朝争文明的正统。
这还就单元的国家说，若在民族的成分颇不相同的一个广漠文明区域之内，长期的统一之后，每至消磨了各地方的特性，而减少了全部文明之富度，限制了各地各从其性之特殊发展。
若当将混而未融之时，已通而犹有大别之间，应该特别发挥出些异样的文华来。
近代欧洲正是这么一个例，或者春秋战国中也是这样子具体而微罢？
战国诸子之有地方性，《论语》《孟子》《庄子》均给我们一点半点的记载，若《淮南要略》所论乃独详。
近人有以南北混分诸子者，其说极不可通。
盖春秋时所谓“南”
者，在文化史的意义上与楚全不相同（详拙论“南国”
），而中原诸国与其以南北分，毋宁以东西分，虽不中，犹差近。
在永嘉丧乱之前，中国固只有东西之争，无南北之争（晋楚之争而不决为一例外）。
所以现在论到诸子之地方性，但以国别为限不以南北西东等泛词为别。
齐燕附战国时人一个成见，或者这个成见正是很对，即是谈到荒诞不经之人，每说他是齐人。
孟子，“此齐东野人之语也”
；庄子，“齐谐者，志怪者也”
；《史记》所记邹衍等，皆其例。
春秋战国时，齐在诸侯中以地之大小比起来，算最富的（至两汉尚如此），临淄一邑的情景，假如苏秦的话不虚，竟是一个近代大都会的样子。
地方又近海，或以海道交通而接触些异人异地；并且从早年便成了一个大国，不像邹鲁那样的寒酸。
姜田两代颇出些礼贤下士的侯王。
且所谓东夷者，很多是些有长久传说的古国，或者济河岱宗以东，竟是一个很大的文明区域。
又是民族迁徙自西向东最后一个层次（以上各节均详别论）。
那么，齐国自能发达他的特殊文化，而成到了太史公时尚为人所明白见到的“泱泱乎大国风”
，正是一个很合理的事情。
齐国所贡献于晚周初汉的文化大约有五类（物质的文化除外）。
甲、宗教 试看《史记·秦始皇本纪》，则知秦皇汉武所好之方士，实原自齐，燕亦附庸在内。
方士的作祸是一时的，齐国宗教系统之普及于中国是永久的。
中国历来相传的宗教是道教，但后来的道教造形于葛洪寇谦之一流人，其现在所及见最早一层的根据，只是齐国的神祠和方士。
八祠之祀，在南朝几乎成国教；而神仙之论，竟成最普及最绵长的民间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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