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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量的西僧涌入中原，或是从事翻译工作，或是从事宫廷的佛教祭祀活动。
在金庸武侠小说中，也可以看到僧侣们地位的不同，金庸笔下的喇嘛主要有：鸠摩智、灵智上人、金轮法王、桑杰、血刀老祖，还有这些人的徒子徒孙。
他们都是作为反派出现的，并且这些喇嘛往往不是作为普通的武林中人出场，而是作为政治势力的代言人出场。
比如鸠摩智、金轮法王、桑杰，他们都有着很重要的政治身份，分别代表着觊觎中原的吐蕃国、南宋死敌蒙古、地方民族分裂势力。
这就反映了为什么元朝对僧人喇嘛格外的重视。
从根本上说，元朝除了皇亲国戚之外，就属僧人地位最高。
早期的宗教僧侣对于传教和地区间的关系起到了积极的桥梁作用，但是随着政权的腐化，滥竽充数的僧侣利用皇权的便利，在各种制度的保护下，飞扬跋扈，为非作歹，大肆干政，岂止是一个“狂”
字了得。
根据公元1291年宣政院的奏报，天下寺宇24318所，僧尼合计213148人，但实际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
这些僧侣占据了大量的土地，寺院的大量财富均来源于国家赏赐、私人捐赠和各种巧取豪夺，仅国家赏赐一项，数量就大得惊人。
如元世祖时期，赐大圣万安寺京畿良田一万五千亩，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赐昭应宫兴教寺地各五百顷。
仁宗初立，赐大普庆寺寺田八万亩。
由此可见，僧侣实则是披着袈裟、富比王侯的大地主。
到了泰定帝时期，甚至有“江南民贫僧富”
的局面。
在皇权的护佑下，僧侣等势力出现恶性膨胀。
另外，元朝并没有成型的司法系统，导致司法混乱和腐败。
史料记载，帝师则荐番僧知枢密院事，国师则保释有罪之行省右丞，僧官则凌轹官府、侵理民讼，等等。
僧侣恣意干预司法，元朝佛教中有所谓的“脱鲁麻”
，就是西僧做佛事，请释罪人以祈福。
这种释囚活动在元朝成了普遍现象。
《元史》记载：世祖时，帝师奏释京师大辟三十人，仗以下百人；成宗时，帝师又奏释大辟三人，杖以下四十七人。
由于奏释情况泛滥，有识之士对此进行了抨击。
元朝统治者意识到这样的弊端，开始采取措施限制。
但终元之世，这种现象一直未曾断绝。
不只如此，元代僧人还营私坏法，危害四方。
《元史》载：“怙势恣睢，日新月盛，气焰熏灼，延于四方，为害不可盛言。”
元世祖时期杨链真为江南释教总统，“发掘故宋赵氏诸陵之在钱塘、绍兴者及其大臣冢墓凡一百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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