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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的官僚体制下，胥吏具有强大的遗传基因，原本官员为官一任，短则三年，长则五年，但是胥吏是不流动的铁饭碗，一干就是一辈子，变成了铁打的胥吏流水的官。
早在汉朝时期，官和吏并没有明显的区别。
当时每个部门的一把手是官，其他的僚属全都是吏，就算后面的大官也是吏发展而来的，包括一部分丞相。
到了唐朝，就开始有了高下之分。
造成重官轻吏现象的罪魁祸首是元朝。
蒙古人马上得天下后，自认为骑兵就是一切，不学汉字，政府充斥着大量的蒙古官员，于是读书人的科举做官之路被堵死，恰好这些蒙古官员不懂得如何治理汉人，也不精通汉语言和文化，才有了大批读书人走进官府衙门去做书记、文案，也就是吏。
吏的发展算得上是读书人的一条无可奈何的出路，自此开始，官吏分支，遗祸至清。
对吏最沉重的打压是明成祖朱棣时期，出了一条杀人于无形的政策：吏不能当御史、不能考进士。
这样一来，吏在官场上彻底失去了光明的前途，于是形成了所谓“天花板现象”
，也就是向上之路被堵死了，读书之梦也被扼杀了。
这样就造成一个结果，优秀读书人都不去当胥吏，只有落榜的秀才才去当。
胥吏在整个帝国的权力结构中最没有地位，有点类似当下政府机关临时聘用的没有编制的人员。
这些胥吏不仅没有俸禄，就连办事的日常工具，什么纸墨笔砚等都得自己掏钱买。
既然政治上面上不去，又被人看不起，还没有正式的俸禄，索性就破罐子破摔，自暴自弃，那就来点实惠的——贪污。
所以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腐败。
京师各部中，吏员最多、差事最肥的就是户部，因为所有地方的报销与税收事务都要经过户部，事务多，借机分肥的事也特多。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竟然发生了户部书吏借军需报销向平叛凯旋的福康安索贿的事，而福康安为了尽快报销核算而不得不花两百万两白银贿赂小小的户部书吏。
但凡有利益存在的地方，就会产生灰色生存法则，如果不懂得这种规则，就很难办成事。
即便是皇帝面前的大红人，也要按规矩办事。
福康安本身也处在体制之内，这些花花肠子的潜规则他一定不陌生。
福康安报销的军费开支应该算所有报销项目中最庞大的开支，报销过程中也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如果没有赏钱来疏通关系网，打通各路菩萨，说不定层层压制，拖个两三年也是有可能的。
这笔灰色收入关系着一整个权力集团的利益，也还不仅仅是一个小文吏的事儿。
从权力结构方面来说，报销这个事无异于胥吏核查审计，然后交到有关部门签字，走一个过程，其实都是虚的。
这些有关部门的领导哪有闲工夫去审核这些无聊的数字，通常是文吏做好账目，负责的官员大笔一挥“同意”
，这事儿就算过了。
所以辗转来回，审计和批驳的权力又回到了胥吏的手中，他们才是决定着这笔军费是否能够成功报销、报销时效是多久的关键点。
这样就造成了吏虽不在体制内，却在帝国各项事宜的关键环节决定生死的情况。
最终的博弈结果就使得福康安这个皇帝面前的第一红人不得不做出让步，拿出重金来加快报销流程。
从这样一件小事上我们可以看出胥吏已然操控着国家很多关键流程的命脉，不仅在福康安一人身上发生，在帝国的各个角落都存在这样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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