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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下令授权河道总督梅启照为钦差大臣，彻查此案。
最可笑的是这个河道总督梅启照接的是原河道总督李鹤年的班，梅启照手下的官吏基本就是原来李鹤年的旧属。
梅启照再怎么想翻案，重新审理的结果还是定王树汶死罪。
最终案件在几个不同层级的官僚手中承转，直到光绪九年（1883年），闹到刑部尚书张之万手中才彻底处理解决。
案件结果算是柳暗花明：白坐了五年牢的王树汶无罪释放，原镇平知县和南阳知府发配边疆，李鹤年和梅启照则被降级。
作为案件主谋的胡体安却仍旧逍遥法外。
◇窥探清朝胥吏结党营私根源
嘉庆皇帝的“上谕”
言：
诸臣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弊者少，苟且塞责者多，直言陈事者少。
甚至问一事则推诿于属员。
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书吏……自大学士、尚书、侍郎以及百司庶尹，唯诺成风，皆听命于书吏。
举一例牢不可破，出一言惟令是从。
从中可以窥见到清朝正式官员的特色：少说话，多磕头。
咸丰以前的清廷大臣与以前诸朝相比是最缺少主动精神的。
这与清代的民族压迫和皇权专制的强化有关，再加上“康雍乾”
三代皇帝都是人精，许多大臣都是本着此方针做官，遇事推诿，大官推给小官，小官推给胥吏，胥吏则有无数法令条例作为依靠。
因为清代法令律条越来越细密，左宗棠的幕友宗稷臣说：“朝行一事，夕增一例。
积数百年，遂汗牛充栋而不胜计。”
只要皇帝一句话，马上奉为圭臬，写入条例。
这根本不是“流水官”
能够掌握的，于是就要靠专长此事的胥吏，堂官司员则省心省事，因此就出现了嘉庆所说的“听命于书吏”
的政治怪事。
朝廷各部如此，地方也是这样。
因此导致清代的胥吏畸形膨胀，单单是某个县城衙门的胥吏就达两三千人，此外还有许多编外的白役。
但朝廷也不可能花大量的钱来供养这些人啊。
于是乎，出现了一个清代官僚体系中最有特色的一幕：清代胥吏地位很低，做不了官，但他们世代相传，把持了衙门的具体工作，很能用权力捞钱，从而发了大财。
与此相对的，是京官之穷，在清代也是尽人皆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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