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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在于，梅塞纳斯赞助的诗人们——维吉尔、贺拉斯及后来的普罗佩提乌斯——或多或少地对这种做法心存道德和文学方面的顾虑。
性情随和的提布卢斯可以在他赞美爱情与和平的哀歌体诗作中插入对麦萨拉的颂词。
普罗佩提乌斯就不肯这样做。
并且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并不是一个创作史诗的诗人。
贺拉斯和早年的维吉尔也不是。
这些人都不是过去的门客型诗人，不能强迫他们去创作不适合自己的体裁。
但奥古斯都可是有势力的（这还是好听点儿的说法）。
一边是抱有顾虑的上层阶级诗人，另一边是想获得史诗的元首，这个赞助人该怎么办呢？结果，他运用了外交手腕，一面调和，一面解释；他的诗人们能够一度拥有自由，抵制强加的任务，或以自己的方式完成它们（正如下文将要详细说明的那样），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算作梅塞纳斯的功劳。
除了麾下诗人们在道德和艺术原则方面的敏感心理外，梅塞纳斯的圈子还在其他重要方面与众不同。
首先，最明显的一点是资助的规模。
这些诗人不是卑微的受救济者，但贺拉斯至少需要钱来维持生计，并且大家都在后三头时期的土地充公事件中损失了财产。
梅塞纳斯和奥古斯都赠给贺拉斯与维吉尔的财物相当可观（似乎对维吉尔尤其如此），使得他们能在乡镇舒适地享受生活。
其次，要求这些诗人完成的任务不仅仅是使那位最伟大将领的英雄业绩永垂不朽。
梅塞纳斯的圈子有些与众不同，这反映了他和奥古斯都后来的代理赞助人的独特之处。
奥古斯都事实上是国家的同义语。
直接或间接地替他进行赞助，也就等于是替政府进行赞助，并且要承担宣传国家政策和美化国家形象的压力。
这个任务可能会不得人心，但也会被视为一种富于挑战性的职责；这些心存疑虑的诗人们怀着不同程度的热情和直率态度接受了这个使命。
随着奥古斯都时代第二阶段的到来，这个元首控制的圈子中的赞助性质发生了变化。
由于无法得知的原因，老于世故的梅塞纳斯的重要性有所下降，诗人们开始直接得到元首的赞助。
于是，梅塞纳斯的控制更为严格，并且逐渐变本加厉。
公元前20年左右的政治生活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更加自信的独裁统治者（证据如公元前18年的婚姻法）；在没有梅塞纳斯居中调解的情况下，诗歌创作必须对他的干预做出回应。
例如，《颂歌》第四卷就是由贺拉斯在不情愿的状态下写成的，其中包含了他在那几年里基本回避的体裁——颂词。
“公民教育家”
变成了宫廷诗人，不过，他有对此予以回击的手段。
维吉尔
除背景之外，我现在还要勾勒一下作为个体的诗人们的生平经历。
在这幅图景中，维吉尔的地位无可替代，但我只能点到为止，因为本书中另有一章是专门介绍他的。
他在后三头时期写成的《牧歌》，表明他还在新诗派的唯美主义与日益明确的使命感间摇摆。
他对提奥克里图斯式牧歌的优雅仿作略微提及了土地充公事件所带来的悲惨境遇。
在创作《牧歌》的时候，维吉尔还没有接受梅塞纳斯的赞助。
到了写《农事诗》时，他已是后者的门客了。
在梅塞纳斯授意（或至少是鼓励）下写成的《农事诗》表明，梅塞纳斯并不急于催促诗人写出直接或间接服务于屋大维政权的作品。
但该诗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道德教谕诗，因此对统治者而言，可能会有潜在的用处；同时，这部作品也表明维吉尔对自己诗人使命的意识进一步增强了。
相应地，这部诗作还印证了诗人对乡村生活的态度。
与卡图卢斯（或普罗佩提乌斯）不同，维吉尔热爱并崇敬乡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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