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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终章：古代世界的消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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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基督教的“和平主义”
，或者如吉本的著名论断所称，“基督教关于忍耐与懦弱的说教”
，有一个似乎比这更合理的答案，即教会提供了一个替代社会，该社会包含着与现实社会相反的职业架构以及相异的忠诚取向。
禁欲文本中的警告性内容透露出某些信息，即主教人选的确定并不仅仅是出于宗教方面的考虑。
教会争夺可用的人才，它会将有野心者吸纳入自身权力体系中。
对这些人而言，加入教会并非必须；但对他们为之效力的教会而言，他们的才干却是必需的。
如果不加入教会，这些人很可能成为有用的战士、管理人、生意人或者制造商，致力于增加社会物质财富，而非将财富转入救济穷人或营建拉文那宏伟大教堂之类的事业。
不过对于该问题，即便是这样的答案也明显建立在隐含的价值判断之上。
公元2世纪时塞尔苏斯认为教会中能够接受公职的受教育者太少。
那么在公元4世纪与公元5世纪教会雇用的受教育者是否太多呢？
这一时期的证据显示，古代后期的教堂严重缺乏人手。
北非的教会理事会不断哀叹神职人员的短缺。
而奥古斯丁的通信内容则表明，那些已有的神职人员似乎全部才识平庸。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安布罗斯就辞去了行省总督职位成为米兰的主教。
在米兰，安布罗斯利用布道指导皇帝瓦伦提尼安二世如何履行自己职责，他以特殊的使节身份为军国大事效力。
当时的主教们往往发挥如此作用，人们臆想主教们有神力相助，因此有他们参与的谈判更容易成功。
大富翁保利努斯（Paulinus）卖掉大部分自己的地产，然后隐退到诺拉（Nola）去创作纪念圣费利克斯（StFelix）的宗教诗篇。
不过并非所有基督徒都看好保利努斯放弃世俗财富的举动，他宣布这一好消息时曾请求教皇惠临，但遭到断然拒绝。
一个人可能遗弃世间高位成为主教，但从社会角度看，相反的身份变动就不甚妥当。
晚期古代世界的主教们不同于中世纪后期或文艺复兴时期的主教，他们将精神职位与重要的世俗行政集于一身。
公元641年，主教居鲁士向阿拉伯入侵者投降，交出了亚历山大里亚城。
这位居鲁士就身兼主教与埃及长官之职，这在时人眼中极为平常。
居鲁士穿的一只鞋上有主教徽章，另一只鞋上则有长官徽章。
在古代，这相当于戴双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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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改宗基督教给帝国的行政带来了难以应对的复杂性。
基督徒们喜欢对教条中提炼出的观点进行永无休止的争吵，而且观点上的分歧还会波及其他，涉及是否终止“圣体圣事的共融”
（Eucharistiunion）这样的关键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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