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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妥而可敬的元老涅尔瓦皇帝被图拉真（Trajan）所取代，如此安排可能并非完全心甘情愿。
因为图拉真只是第二代元老，其祖上来自行省的意大利散居地。
罗马统治阶层补充新人的标准一直在不断放宽。
图拉真是有意大利血统又讲拉丁语的本地人，而且在整个成长时期都积极参与罗马公务。
因此，跟那些由东部希腊语地区城市不断涌入罗马的富豪相比，图拉真这样的“新人”
倒不算太稀奇。
那些东部富豪往往是某藩王的后裔，百年以前罗马曾依靠他们的祖上统治东部。
希腊语和拉丁语在融合过程中处于更加平等的地位。
新的“普世主义”
由图拉真的继承者哈德良（Hadrian）所呈现，既通过他本人的外表风格，亦是通过他在帝国各地孜孜不倦的巡幸展现出来。
要展现新的文化同质性，最辉煌的表现形式之一便是对世界之都的奢华美化。
尽管在众多行省繁荣进步的刺激下，帝国境内所有城市都在装饰美化方面竞相展示，从韦帕芗至安东尼努斯·庇乌斯统治（AntoninusPius）期间，罗马的美化工程依然以其“普世性”
建筑风格而著称。
其结果便是普林尼称之为“时代之光”
（nitorsaeculi）的帝国建筑，它们在我们所描述的古代世界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这一时代的政治生活充满了宫廷阴谋以及激烈程度远胜以往的争斗，目的是提升个人在皇帝近臣中的地位。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奥古斯都的元首制理想已最终衰亡。
在随后的时代里，我们首次能够合情合理地将“元首”
称之为“皇帝”
。
有一点显得颇为矛盾，那就是该时期也是元首与元老院之间关系最融洽的时期。
虽然皇帝的声望参差不齐，尊重元老院自主权的原则却日渐清晰，而且，对该原则的坚持成为历代皇帝重复不已的模式。
随着皇帝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行省，他究竟是像庇乌斯[6]那样的“好皇帝”
，还是像康茂德[7]那样的“坏皇帝”
也就越来越无足轻重。
例外的大概只有康茂德被杀，此事开启了本章开头所述及的危机。
皇帝对行省的关注反映了帝国新的同质性，并非预示了危机。
混乱肯定存在，比如哈德良在位时就爆发了犹太人叛乱，再比如马尔库斯·奥勒留斯[8]（MarcusAurelius）在位时流行的瘟疫。
但对整个帝国庞大、静滞的稳定结构而言，这类事件不过是癣疥之疾。
和平安宁的局面以及更加成熟的经济使帝国精英人丁兴旺起来；帝国提供的诸多机遇也使精英们能够利用自身财富提升社会地位。
对外事务方面同样如此。
尽管图密善与哈德良兴建的巨大防御工程巩固了边防，公元2世纪的帝国防卫实际上并不比公元1世纪时更完善。
冲突皆发生于类似地区，胜利的取得并不更艰难，失败的发生也并不更多见。
同样的战争模式重复不已：对帕提亚的战争发生在图拉真、维鲁斯（Verus）与马尔库斯统治时期；多瑙河边境的战争发生在尼禄、图密善、图拉真与马尔库斯统治时期；撒哈拉沙漠边缘的战争则发生在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图密善与庇乌斯统治时期。
帝国真正的扩张只有一例，即图拉真在位时罗马军队越过多瑙河征服了土地肥沃且富藏金矿的达西亚（Dacia）。
对帕提亚的直接征服后来以失败告终，这证明了一个重要事实，即这片东方地域无法被同化。
公元193年塞维鲁斯在帝位争夺战中赢得胜利，并不比当年韦帕芗夺取帝位更艰难。
他最终于公元211年死于约克（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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