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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也借用了后者偏爱的手法，即制造令读者难忘的印象。
他通过一种理论来调和这些主张，该理论以希腊人所说的“强调”
为核心，其内容包括作者制造的权威性印象，其叙述对象的显著重要性，以及在读者头脑中留下的鲜明记忆。
他相信，与修辞技巧相比，事件的真相更能影响读者。
然而，这种影响必须以史学家为媒介，他负责选取和呈现事件，辅之以动机、因果方面的恰当评论。
另一方面，史学家的能力来自他本人的政治、军事经验（作为当事人或在类似情形中的）。
因此，无论叙述什么题材，优秀史家写出的都是自己的经验，随之而来的真实感和说服力会对读者产生影响；离开了这种影响，史学对于想要得到指导的人来说就是无用的。
在通常情况下，波利比乌斯给出的指导十分清晰。
他讨论了一些技术性问题，诸如城市规模的估算、烽火信号的使用；他用道德化的手法描写了雷古鲁斯（Regulus）在逆境中的坚忍、埃托利亚人愚蠢的想当然、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的傲慢；他说明了使用雇佣兵的危险性。
有一卷作品是论述罗马、迦太基和斯巴达政体的相对长处的。
波利比乌斯直接分析了一些个别的政治决定；他宣称自己不会虚构演说词，而要从现有的材料中提炼出中心论点，在其背景与事态后续发展的基础上补充自己的评论。
他对战争原因的解释可能并不足够详细。
他虽然把战前准备活动和交战双方的借口同真正的开战原因区分开来，却认为后者仅由侵略者的心理状态以及造成其这种心态的形势决定。
作者从未留意过彼此不通过长期交战，而依靠外交互动将一方或双方同时推下深渊的情况；也没有对受攻击城市（如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的罗马）的同仇敌忾予以过足够重视，这些城市默许对方发动威胁自己的攻击，并为之做好了计划。
同修昔底德一样，波利比乌斯拒绝把能够得到理性解释的事件归结为运气。
然而，他跟希腊化与古典时期的前辈们一样，迷恋一个关于命运（tychē）的悖论；这种观点认为，在人类生活境遇的急剧转变中，个别部分是能够得到理性解释的，但其总体效果却是无法预料和令人敬畏的。
更令人惊奇的是，他声称，罗马是在命运引导下成为世界主宰的；尽管他在别处表示，运气在罗马人取得成功的过程中不扮演任何角色，这种成功是他们的实力、政治稳定局面和进取精神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这种显而易见的不一致性是可以得到解释的。
波利比乌斯似乎将罗马视为一场竞赛中当之无愧的胜利者，而它曾经（现在依旧）受到命运的眷顾，从而得以在几个强大且野心勃勃的大国并存的局面下脱颖而出。
但巧合的是，罗马同迦太基在西方的冲突本是独立的偶然联系，却碰巧在时间上与腓力五世和安条克三世的扩张活动重合，从而使得地中海范围内的各种政治进程彼此缠结在一起。
共和晚期
罗马的史学家们并不像波利比乌斯那样，对理论抱有浓厚兴趣；他们在叙述事件的时候也没有达到后者那种宏观统筹的水准。
然而，波利比乌斯坚实地确立了罗马在世界史上的中心地位，而他赋予史学的实用教育目的也确保了它在罗马人眼中成为一门值得尊敬的学问。
此外，他希望能由政治家和军事将领，而非书斋式学者撰写历史，这也是同当时的罗马传统一致的。
在这些希腊化传统的影响下，罗马人的写作是如何发展的呢？到了公元前2世纪后期，严格按照事件次序逐年记事的“编年史”
（annales）和包括了自由分析的“历史”
（historiae）开始成为两个含义迥然不同的术语。
到了后来，塔西佗和撒路斯特用“历史”
这个词来形容记述他们生活年代的作品，而“编年史”
则更多地被用来借指古代史。
加图成了把历史转化为政治武器的先锋；到了公元前100年，政治家们开始创作回忆录，以制造对自己有利的历史记载。
这种潮流在日后促成了恺撒战记和奥古斯都自传、《神圣奥古斯都大事记》的诞生。
传记体裁也得到了发展：盖乌斯·格拉古撰写了他兄长的传记；共和晚期的伟人们——如恺撒、庞培、加图和西塞罗——都受到了各自崇拜者们的纪念。
然而，古物学的历史著述也与当代史比肩而立，其兴盛程度前所未有。
人们从各式各样的档案文献（不管它们是真是假）中择取材料，扩充了先前编年史的内容；又利用往往在某一原型基础上编造的故事来添油加醋，以至于李维感到莫名其妙，不明白沃尔西和埃奎亚（Aequia）民族中哪来那么多人口可供史书中的罗马人反复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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