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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书之佐证》（DemonstratioEvangelica）3.7.30以次）〕”
优西比乌斯写道，如果“列国彼此混战，政府间的龃龉使它们相互交恶”
的话，使徒们前往异国他乡的旅途将难于登天。
优西比乌斯的思想尽管伟大，但他却根本没有提及罗马帝国的西部和北部地区。
不仅如此，在他生活的年代，帝国已被分割成为在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的行政、政治单元。
希腊人对西方、拉丁语和拉丁文学的保留态度虽在公元4世纪操拉丁语的帝国宫廷入主君士坦丁堡后有所修正，却仍构成了古代文化史的一种基调。
但他们并不阻止自己加入共和时代和帝国早期自东向西的文化、人口迁移的洪流（它比反向的潮流要猛烈得多）。
在优西比乌斯生活时代之前的三个世纪里，无数希腊人前往西方碰运气，他们的身份是艺术家、作家、教师，以及精通尤维纳利斯所提及的其他种种技能（“语法学家、演说家、几何学家、画家、摔跤能手、预言家、走钢丝的杂技演员、医生、巫师——一贫如洗的希腊人啊，他可是无所不能的”
（《讽刺诗》3.76-8）的高手。
毫无疑问，卑贱的希腊人试图通过前往罗马所改善的正是他“一贫如洗”
的处境，并且也有许多杰出榜样给予他鼓舞：如提比略麾下的占星术士、著名数学家色拉西洛斯，克劳狄乌斯的医生、科斯岛的色诺芬及其图书管理员提图斯·克劳狄乌斯·巴尔比路斯，当然还有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生活在罗马的文人、科学家群体。
在这些职业中，正如维吉尔在一著名段落（《埃涅阿斯纪》6.847以次）中所承认的，希腊人确实高人一等。
人们经常会在分析朱威纳对希腊人的态度时引用他的著名比喻，即奥伦特斯河（Orontes）注入了台伯河，带来了希腊-叙利亚地区的修辞学家、音乐家、宗教极端分子和娼妓；但他在后面的诗行里还提及了古希腊和小亚细亚地区的城镇和岛屿，他对例子的选取（西库翁、阿米冬、安德罗斯、萨摩斯、特拉勒斯、阿拉班达）无疑是基于这些地方六音步诗歌和希腊演说术的发达状况的；这真切地说明，出现在帝国时期罗马的希腊人们不仅来自希腊化的东方世界，也来自希腊本土和殖民地区。
公元1—2世纪来自小亚细亚地区各大城市，特别是以弗所、萨迪斯、密提林等国际化大都市的是一些野心勃勃的王公权贵（大部分并不是“一贫如洗”
的希腊人），他们担任元老、执政官和行省总督等职务，从而否定了维吉尔预言的后半部分，因为希腊人并未把统治和行政管理的艺术完全留给罗马人。
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便来自比提尼亚地区的尼凯亚（Nicaea）。
作为元老之子（他的父亲曾担任过执政官和吕西亚-帕菲利亚行省总督），狄奥两度担任执政官；在公元3世纪20年代末，垂垂老矣的他又出人意料地当上了帕诺尼亚（Pannonia）行省总督，那是多瑙河流域的一个驻防省份，他对那里的居民和文化几乎毫无了解或同情。
他视那些人为蛮族，认为他们没有掌握任何配得上自由民和高尚生活的谋生技术。
他们只能生产一点点少得可怜的葡萄酒，喝着麦酒，在严寒中度日。
狄奥的记载（据他称）是根据他以总督身份生活在这群人中时的亲身观察写成的，但他的态度却同尤维纳利斯对希腊人的看法一样充满成见，并且是毫无道理的。
这表明，作为一个地中海地区的居民和希腊的文明人，狄奥完全不能理解那些非地中海地区驻防行省的重要性，而它们（正如历史很快证明了的那样）确实关乎帝国生死存亡的。
罗马政权在其管辖的不同地区和各个社会阶层间建立起来（或试图建立）的文化统一体的边界是非常清晰的——或许比帝国边疆同外部的蛮族世界之间更泾渭分明。
罗马帝国的边界主要以能够促进文化交流的河道而非阻碍这种交流的山脉为基础，因此并非完全不受外部文化的影响。
然而，帝国范围内语言、文化统一程度之高，以及维系这种统一性的物资之巨，令人咋舌。
塔西佗写道，罗马帝国是被河流、海洋包裹着的，各个部分——陆军、行省、海军——组合起来构成了整体。
他的看法是正确的。
一个延续到罗马帝国灭亡之际的修辞学主题是：罗马城（urbs）创造了属于它自己的世界（orbis）。
反过来，全世界也是凭借着罗马城才拥有了自我身份的象征符号。
可能这是一种人云亦云的观点，却是千真万确的，并且也产生了实际影响（尽管表述该观点的人有时并未意识到）。
例如，被从家乡城市放逐出去的人也不得在罗马定居，因为罗马城是全体公民的“共同家园”
。
传统上，人们喜欢引证在不同行省之间旅行的漫长距离、罗马城与边疆之间的遥远、海路旅途无处不在的风险和陆路运输不可避免的迟缓（那是由当时可利用的技术条件局限所决定的）。
但这只是相对而言；贯穿行省、打通隘口、跨越江河的道路已使得类似波尔多朝觐者那样的旅行成为可能。
哈德良曾拆除图拉真在德罗贝塔的多瑙河上修建的桥梁，以防入侵之敌轻而易举地闯入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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