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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个时候，没有人还会抱怨罗马史材料不够多了，但根据西塞罗同时代人的看法，现存的史料可读性不强。
西塞罗的朋友们纠缠着他，催促他写一本史书——“一部更配得上演说家的历史”
。
西塞罗去世之后，科尔涅利乌斯·奈波斯（此人自己也是创作年代记和短篇传记的作家）哀叹说，把那些粗糙不堪、杂乱无章的大堆材料打磨成有价值的文学作品的机会已经错过了。
西塞罗本人认为，罗马的历史作品无法跟希腊史相提并论，因为它们缺少ornatus，即引人入胜的展示技巧。
这种技巧包括感情色彩和语音语调的多样性，合理的词序，明白晓畅的风格——在这种风格中，语句的韵律可以完美地再现事件本身的节奏。
另一方面，西塞罗的观点并不仅限于语言方面的要求：历史学需要合理的编年体系和地理描述，对政策和动机的解读，以及对这些政策执行效果的判断。
尽管我们手头现有的早期编年史家残篇中确实展示了令人赞赏的语言风格和充满活力的叙述技巧，却缺乏引导读者跨越悠久年代的流畅性。
更重要的是，它们很可能没有给解释留下足够的空间。
尤利乌斯·恺撒
恺撒对其高卢战争和内战的评论是我们拥有的、关于罗马史学进步的第一个重要例子。
虽然是带有政治目的的回忆录，这些作品却同用意不那么明显的史书拥有许多共同特征：事实上，目的性和自我炫耀并非自传独有的毛病。
从风格上看，恺撒似乎较其前辈有所进步。
书中的叙述清晰而流畅，但缺少富于变化的语调和丰富的词汇，并且风格总体上同我们在西塞罗书信集中发现的公务信函极为相似。
西塞罗称赞它们朴实无华的风格，那正是因为这些作品没有使用文学修辞。
在编排和解读材料方面，恺撒更为符合西塞罗的要求。
事实上，恺撒的《高卢战记》采用了成熟阶段罗马史作品的典型主题，为我们叙述了罗马的势力通过一连串战争得到扩张的历史，并利用地理和异族性格的插话使其记载变得更为生动，还通过第一人称的评论和讲话（在发言中他和辩论对手都为自己的行动进行回护）来解释事件的重要性。
整部作品都是罗马人美德的证明，既包括恺撒自己，也包括他的部下（这些士兵的能力在其他著作中很少被描写得如此充分）。
这里还含有一条政治信息：恺撒虽然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十分理性和激进，却在讨论高卢诸部落时肯定了现有的统治权力和保守的政治立场。
对于那些试图通过施舍和煽动革命而取得平民支持的野心家来说，他们扮演的角色是十分危险的。
尽管读者们会觉得这样的评论具有讽刺意味，恺撒写下它们的时候却可能是相当真诚的：传统上，罗马在保卫帝国安全时一直试图利用其同盟间的“既定秩序”
。
于是，《内战记》就不能如此简单地按照罗马人的方式加以解读了。
然而，恺撒的士兵们依旧是英雄，恺撒也还在按照传统价值观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当他的尊严受到威胁，被从前的朋友抛弃的时候，他拿起武器保卫罗马人民的自由，粉碎了一小撮权贵们的阴谋。
撒路斯特
C.撒路斯提乌斯·克里斯普斯（生于公元前86年）是一名恺撒的党徒（大约在后者被谋杀的时候转而创作历史）；他在写作风格方面更富于创新性，并发展出了一种简约的警句式写法，这种写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早期编年史家们（特别是加图）运用简练句式并精心选词的传统影响，但他在语言和语调上更富于变化。
不幸的是，他的主要作品《历史》（叙述公元前67年以前的共和晚期历史）仅存残篇，我们只能主要依靠其专著《喀提林阴谋》和《朱古达战争》来对他进行评判。
在这两部作品中，撒路斯特坦白承认，自己在着力对道德进行描绘；事实上，他暗示道，贵族亡灵面具的重要意义在于激励后人，这使我们想起罗马葬礼对史学创作的影响。
然而，与对美德的处理相似，他对恶行也给予同等的强调；并且他的叙述不仅局限于个人性格的描写，也勾画了整个社会各个群体的风貌。
出于爱国热忱，他对罗马的赫赫战功进行了充分描述；但与此相反，他也描绘了当时道德败坏的局面，在他看来，那是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而出现的。
最严重的是，贵族集团不仅由于贪欲和野心走向自我毁灭，还制造了对穷人的不公，或鼓励他们也跟着一起腐化堕落。
罗马只是靠着几个领导人的卓越美德才得到了拯救。
撒路斯特也集中描述了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冲突，它始于共和早期、腐化开始之前的年代；但在罗马对外进行生死攸关战事的短暂和平共处期过后，这场斗争又在共和末年变得激烈起来。
撒路斯特对平民的苦难表示同情（他本人曾担任平民保民官，并在当时持平民派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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