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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数量更多的青年才俊，他们要么为了光耀门楣，要么为了争取荣华富贵，不得不背弃如今早已无利可图的灵**，转而去寻找并从事那些可享荣华富贵、可盼纸醉金迷的职业去了。
假如我们还想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详细地描绘出新一代年轻人在自我认知能力得到净化之后，在正式成了合格的知识分子之后，将会在国家社会体系中占据哪些位置，将会起到哪些作用，将会取得怎样的成就，那恐怕就显得有些离题了。
不过话说回来，实践经验很快就给出了相关论证——已经发生过的大量历史事实表明，一旦人类在某段时期内松懈了下来，疏忽了精神方面的训练，在灵**上放纵了自己，那么，哪怕只是经过区区两三代人，也足以对实际生活造成严重损害。
上述损害涉及一切相对而言要求较高的社会职业，其中自然也包括技术性行业所辖的各种岗位，随着松懈状况的持续，从业者们的职业素养会变得越来越低下，工作能力越来越差，愿意承担责任的在职人员数量也变得越来越少。
长此以往，负责在国家与国民之中进行思想建设的机构，即整个学校教育系统，越来越被知识分子所垄断。
诚如今日欧洲几乎所有国家的学校，只要不是像过去那样，还处在罗马天主教会的控制之下，那就肯定掌握在由知识分子精英所组成的团体手中。
这类团体对外通常是匿名的，普罗大众至多也只能感觉到某种普遍存在的倾向。
当然，无论团体中的知识分子在日常行事上如何严苛、如何在普通民众面前表现出所谓“孤芳自赏”
的态度，并因此在公众舆论上给自己造成怎样不利的影响，甚至个别人士还经常受到攻讦——无论怎样，知识分子团体的领导地位依旧屹立不倒。
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这一群体本身在精神层面上的刚正不阿，不仅是因为它主动放弃掉了精神层面以外的其他全部利益和好处，保持并保护了自身的纯粹性——它同时也受到了早已成为全体人类普遍常识的一项理念的保护，受到了教育领域先祖们的荫泽，即认为严苛的教育对于人类文明的延续是必不可少的。
每个人都明白这个道理，或者只是隐约意识到有这样一条规律存在：一旦思考不再纯粹，思想不再清醒，一旦对精神的崇敬不再如往常般见效，灵**的信仰统统失灵，那么——转眼之间，船舶与车辆将无法继续行驶，工程师滑尺上的读数，连带着银行和证券交易所里无处不在的数字，每个都开始摇摆不定，失去了原本的权威属性，失去了定义上的合法性，混乱亦随之而来，社会开始动**，文明因此而颠覆。
人类花费了长得惊人的时间，前后不知历经多少代人，才将历史上反复重演的教训与悲剧，转化为一段全新的集体记忆：哪怕是我们文明的外部框架，哪怕是技术、工业、贸易等看似与灵**无关的部分，也必须以精神上的道德和正直作为共同基础。
玻璃球游戏在当时仍缺乏普适性的能力，即超越各个学科、高悬于各个学科之上的统御力。
在那个时期，隶属于各个学科的知识分子，以及勇攀知识分子道路的修行者们，包括天文学家、希腊语学者、拉丁语学者、经院哲学理论家、音乐学院大学生等，在他们各自的小圈子内部都会玩玻璃球游戏，这套游戏已经成了他们灵**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但是，玻璃球游戏本身却并不统一，每个院系、每个学科，乃至于每个学科当中具体而微的每个研究领域，都拥有各自不同的玻璃球游戏语言和规则，彼此独立，自成体系。
知识分子们花费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才迈出了弥合上述分歧的第一步，并且以此为基础，最终实现了玻璃球游戏的统一。
造成这种迟缓的主要原因无疑是道德上的，形式与技术上的原因，相对而言反而比较次要：实话实说，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其实已经可以找到弥合分歧的方法，但是，与新崛起的知识分子严苛道德精神一同显形的，还有一系列的恐惧，恰恰是这些恐惧阻止了分歧的弥合，即对“玩闹”
的清教徒式恐惧；对将原本泾渭分明的各个学科和既存分类法的边界彻底击碎，并且将一切混合到一起的恐惧；除此之外，他们还对某种深刻且合理的羞怯心理感到恐惧，即对可能重新陷入过去那个礼崩乐坏的“专栏时代”
存在着罪恶感——当时的知识分子们因为这份罪恶感的存在，时刻感觉到羞怯。
造成半个世纪后这一决定性影响的，乃是玻璃球游戏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此人的壮举，使人们几乎一步到位地认识到，玻璃球游戏体系中存在着无比巨大的潜在可能性，从而一举将游戏带过了普适性的门槛。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给游戏带来跨时代进步的，又是与音乐之间的联系：一位瑞士音乐学者，同时也是一位狂热的数学爱好者，他为游戏赋予了全新的转机，同时也带来了向最高阶段发展的可能。
时至今日，这位伟大人物在俗世中所用的名字已无从查考——毕竟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当中已经不流行搞个人崇拜了——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在团体的历史记录中，他以“巴塞尔[65]的卢梭尔（又名：江湖艺人）”
这个身份存在。
他的发明——就跟那个时代的其他任何一项发明一样——完全出自他本人的兴趣与天赋，但又绝非仅仅脱胎于个人的需要与努力，仔细考察相关史料就会发现，其主要驱动力，实际上是来自一台相比之下动力更为强大的引擎。
众所周知，他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当中，到处都活跃着一种热切的渴望，即找到能够完美表达出自身崭新思想的合适手段。
大家寄希望于哲学，希望哲学能给出自己想要的答案；大家寄希望于统合，希望原本存在隔阂的一切能够相互交融，最终融为一体。
大家普遍抱持着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以前那种隐居在自己学科所辖范围内、自得其乐的小小幸福是不够的，不足以弥补心灵上的空白；因此，时不时地就会涌现出一两位试图突破学科原有限制的学者，他们总是能找到这样那样的方法，将学科中少数几个微不足道的领域，巧妙地推进到普适性的殿堂；大家渴望拥有一套崭新的字母表——渴望掌握一门全新的符号式语言，只要学会这种语言，就可以跨越一切障碍，可以用它来记录全新的精神体验，专攻不同领域的知识分子之间，也可以无障碍地进行交流。
这台特殊引擎所拥有的动力是如此强劲，当时有一位身在巴黎的知名学者，他以《中国的劝诫》为题所创作的文章足可证明这点。
至于这篇文章作者的具体情况，反倒没必要在此多费笔墨，只提一点：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都忍不住想去嘲笑他，认为他是某种形式的“堂吉诃德”
。
顺带一提，在他自己的专攻领域，即中国语言学这一学科内部，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受到很多人的尊敬。
在文章中，他详细解释了科学与思想的培养将要面临的危机。
他说，尽管截至目前，一切的发展都还算凑合，但如果无法尽快发展出一门国际通用的符号式语言，向上的态势很快就将陷入瓶颈，随后必将无可挽回地陷入崩塌与解体。
在他看来，这套全新的符号式语言，形式上应该与中国的古汉字相类似，一旦用上了这门语言，哪怕面对最复杂的事物，也可以从容不迫地以世界上所有学者都能理解的方式进行图像化表达，而且还不会影响到个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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