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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治五四”
分开，认为前者是“启蒙”
后者是“救亡”
，随着现代中国的发展后来是“救亡”
压倒了“启蒙”
。
然而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
陈独秀办《新青年》的目的就是以思想革命为政治革命铺路进而拯救中华民族。
启蒙的目的就是救亡，这是胡适除外的《新青年》同仁的共同思路。
五四运动不同于义和团就在于这是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觉醒了的青年爱国运动。
当傅斯年、罗家伦等热烈响应新文化运动的北大学生，作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带领学生走向天安门广场时，当6月11日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就会感到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与五四运动的密切联系。
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借助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在全国得以更广泛的传播，五四运动因为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而成为民族觉醒的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后白话文得到迅猛的发展，一年中白话报纸增至三四百种，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命令小学教科书改用白话文。
这就是为什么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被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文学革命的原因。
而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变质与启蒙的消亡，也并不是李泽厚所说的是“救亡”
压倒了“启蒙”
，而是随着新的意识形态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个性精神的批判，最终使启蒙主体（知识者）与启蒙客体（普通民众）发生了置换与颠倒。
新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时被看成是西方文化最新的一个分支，受到了《新青年》特别的重视。
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接连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1919年他甚至将轮到自己编辑的《新青年》6卷5号办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
。
李大钊对马列主义的介绍与热情又感染了陈独秀，1920年随着刊物主编陈独秀转向马列主义，整个《新青年》的政治倾向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从1920年9月的8卷1号开始，《新青年》就变成了中国宣传马列主义的刊物，虽有胡适反对也挡不住陈独秀迈向马列主义的脚步。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陈独秀当选为总书记，《新青年》就成为中共的机关刊物了。
然而，《新青年》的同仁中当时信仰马列主义的只有李大钊与陈独秀，于是以《新青年》凝聚起来的新文化同盟就散掉了。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当时被《新青年》唤醒的所有文学社团，都以个性解放为旗帜，没有一个是属于马列主义的。
新潮社的傅斯年与罗家伦与共产主义没有半点缘分，文学研究会中只有沈雁冰与中共有渊源，但在文学研究会时期，沈雁冰的批评理论基本上是法国的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
创造社是以激烈的个性精神的抗争以及感伤颓废闯入文坛的，与马列主义是不沾边。
以胡适为首的新月社与现代评论派更是与马列主义格格不入。
语丝社集中了从《新青年》分离出来的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多位新文化运动的大将，只有鲁迅后来与马列主义有缘分，但那时语丝社也快寿终正寝了。
其他文学社团如狂飙社、莽原社、未名社、浅草-沉钟社等，没有一个与马列主义沾边的。
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人去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后也不再光顾文坛了。
当国民党清党后，许多左翼青年张扬马列主义倡导革命文学时已是1927年的事了；由于革命文学的兴起，属于五四文学的十年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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