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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性骚扰案件中,加害者会否认举报事实,这种否认行为本身就构成对受害者的二次加害。
然后是时任财务大臣的麻生太郎,连像样的调查都没做,就放言“难道福田就没有人权吗”
。
麻生大臣一味袒护加害者,只顾维护自己组织的利益,他还呼吁让受害者自报姓名,这种做法尤其暴露出他对性骚扰问题的无知。
在性骚扰案件的审理中,为了保护受害者,法庭会采用各种方式使其保持匿名。
比如,公审中需要受害者作证时,允许其隐身在屏风后面回答提问,等等。
性骚扰案件,与交通事故的性质迥然相异,不能向受害者呼吁自报姓名。
麻生大臣的这种呼吁,实质上是故意为难受害者,后果就是诱发二次加害。
如果对性骚扰问题稍有常识,就知道绝不能这么做。
后来,由办理过多起性骚扰案件的女性律师和后援团体的据理力争,这个呼吁才被拒斥回去。
另外,麻生大臣呼吁受害者去自报姓名的窗口,是一家律师事务所。
他毕竟没让受害者去财务省,而是委托了一个外部机构,可以说也是动了一点儿脑筋的。
但实际上,这家事务所的律师就是财务省的法律顾问,由此又可见麻生的脑筋之浅。
众所周知,为主顾利益服务的顾问律师,不能说是中立的。
然后,是一连串的危机管理的失策。
福田次官一面否认性骚扰,一面又提交退职申请,而他的退职申请,却得到了财务省的受理。
缘于“个人理由”
的退职,不会受到任何惩罚,退职金也会按规定全额支付,而且在个人履历上不会留下任何瑕疵。
后来,迫于舆论压力,财务省才决定将福田的退职金改为延期支付,并追加了半年期间减薪两成的“处分”
。
据财务省大臣称,这么做的理由是“由于福田次官给本部门添了麻烦,有失官厅的尊严与品位,故予以处分”
。
这种处分说辞,委实含混不清。
之后,财务省才终于在内部设置了一个调查委员会。
尽管福田本人依然不承认,但调查委员会还是将其行为认定为性骚扰。
这明摆就是财务省为了仓促收场而敷衍了事。
以常识判断,如果要成立一个真正的调查委员会,那就不能设置在财务省内部,而必须是一个中立的第三方机构。
在这起事件的过程中,麻生大臣连连失言。
他说:“采访次官的记者应该换成男性。”
这种发言,就是要将女记者排除在职场之外。
对此,要是我们说“次官应该换成女性”
,怎么样?男性记者日常进行的一对一的采访,没有理由说女性记者就不能做。
另外,麻生还说:“福田中了圈套,所以被举报了。”
就因为麻生的发言,低俗轻浮的英语隐语“horap”
(蜜蜂陷阱,美人计)一词也流传开来。
从迄今为止的性骚扰举报事例就可明白,与举报人不得不付出的种种牺牲相比,“设圈套”
的代价太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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