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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由己推人”
向文化的多样性开放，却向自然的同一性聚结；向善行方式的多样性开放，却向善愿动力的同一性聚结——多样性中寓含着同一性。
对当代哲学深为不满的法国人阿兰·巴丢，将这种道德必不可少的普世标准和客观通则，称之为“一个做出决定的固定点”
和“无条件的原则”
（见《哲学与欲望》）。
他必定痛切地知道：离开了这一点，世界上的所有利他行为统统失去前提，于是任何仁慈都涉嫌强加于人的胡来，而任何卑劣也都疑似不无可能的恩惠。
同样，离开了这一点，本能的恻隐，宗教的信仰，理性规划和统计的公益，都成了无事生非。
事情若真到了这种糨糊状态，毒奶粉也就不妨亦善亦恶了——不过这就是某些哲学书虫要干的事？就是他们忙着戴方帽、写专著、大皱眉头的职责所系？就是他们飞来飞去衣冠楚楚投入各种学术研讨会和评审会的专业成果？他们专司“差异”
擅长“多元”
，发誓要与普遍性、本质性、客观性过不去，诚然干出了一些漂亮活，包括冲着各种意识形态一路下来去魅毁神。
但如果他们从过敏和多疑滑向道德虚无论，在一袋毒奶粉面前居然不敢生气，或生气之前必先冻结满脑子学术，那么这些限于书房专用的宝贝，离社会现实也实在太远。
学术的好处，一定是使问题更容易发现和解决，而不是使问题更难于发现和解决；一定是使人更善于行动，而不使人在行动时更迟钝、更累赘、更茫然、更心虚胆怯，否则就只能活活印证“多方丧生”
这一中国成语了：理论家的药方太多，无一不是妙方，最终倒让患者无所适从，只能眼睁睁地死去。
不用说，现代主流哲学自己倒是应接受重症监护了。
六
一种低阶、低调、低难度的道德，或者说以私利为圆心的关切半径，往往是承平之世的寻常，不见得是坏事。
俗话说，乱世出英雄，国家不幸英雄幸，这已经道出了历史真相：崇高英雄辈出之曰，一定是天灾、战祸、社会危机深重之时，必有饿殍遍地、血流成河、官贪匪悍、山河破碎的惨状，有人民群众承担的巨大代价。
当年耶稣肯定面对过这样的情景，肯定经历太多精神煎熬，才走上了政治犯和布道者的长途——这种履历几乎用不着去考证。
大勇，大智，大悲，大美，不过是危机社会的自我修补手段。
耶稣（以及准耶稣们）只可能是苦难的产物，就像医生只可能是病患的产物，医术之高与病例之多往往成正比。
为了培养名医，不惜让更多人患病，这是否有些残忍？为了唤回小说和电影里的崇高，暗暗希望社会早点溃乱和多点溃乱，是否纯属缺德？与其这样，人们倒不妨庆幸一下英雄稀缺的时代了。
就总体而目，英雄的职能就是要打造安康；然而社会安康总是会令人遗憾地造成社会平庸——这没有办法，几乎没有办法。
我们没法让丰衣足食甚至灯红酒绿的男女天天绷紧英雄的神经，争相申请去卧薪尝胆，过上英雄们赢来的好日子又心怀惭愧地拒绝这种日子，享受英雄们缔造的安乐窝又百般厌恶地诅咒这种安乐。
这与寒带居民大举栽培热带植物，几乎是同样困难，也不大合乎情理。
至于下面的话，当然是可说也可不说的：事情当然不会止于平庸。
如果没有遇上神迹天佑，平庸将几无例外地滋生和加剧危机，而危机无可避免地将再次批量造就英雄……如此西西弗斯似的循环故事不免乏味。
高级的个人主义，差不多是初级的群体主义——两相交集不易区分的状态，不仅是承平之世的寻常，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有熟悉之便。
这话的意思是：源自雅典和耶路撒冷的道德是理想化、法理化、均等化的，不爱则已，一爱便遍及陌生人，就可远渡重洋千辛万苦地去异国他乡济困抉危。
Idealism，欧式理想主义或者说理念主义，常伴随这种刚性划一的行事风格。
这种爱，接近中国古代墨家的“兼爱”
，是儒家颇有保留的高调伦理。
与此相区别，中国古人大多习惯于社会的“差序格局”
（见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分亲疏，别远近，划等级，是一种重现实、重人情、重差序的爱，其道德半径由多个同心圆组成，波纹式地渐次推广和渐次酌减（后一点小声说说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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