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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称墨氏兼爱，是无父也”
（见《滕文公下》）。
还指出：如果同屋人斗殴，你应该去制止，即便弄得披头散发衣冠不整也可在所不惜；如果街坊邻居在门外斗殴，你同样披头散发衣冠不整地去干预，那就是个糊涂人了。
关上门户，其实也就够了（见《离娄下》）。
后人若要理解何谓“差序格局”
，不妨注意一下这个小故事。
中国人深谙人情或说人之常情，因此一般不习惯走极端。
除非特殊的情况，儒家说“成己成物”
，佛家说“自渡渡他”
，常常是公中有私，群中有己，有随机进退的弹性，讲一份圆融和若干分寸，既少见“爱你的敌人”
（基督教名言）那种高强度博爱，也没有“他人即地狱”
（存在主义名言）那种绝对化孤怨，避免了西方式的心理宽幅震**。
这一种“中和之道”
相对缺少**，不怎么亮眼和传奇，却有一种多功能：往正面说是较为经久耐用，总是给人际交往留几分暖色；往负面说却是便于各取所需，很容易成为苟且营私的伪装。
这样的多义性被更多引入当代国人的道德观也不难理解——大家眼下似乎都落在一个犹疑不定的暧昧里，说不清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不过，有一点不同的是，中国先贤在圆滑（通）之外也有不圆滑（通），在放行大众的庸常之外，对社会精英人士另有一套明确的精神纪律，几乎断然剥夺了他们的部分权益。
《论语》称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
；又说君子“谋道不谋食”
“忧道不忧贫”
。
《孟子》强调“为仁不富”
，提倡“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的“大丈夫”
品格，指出君子须承担重大责任义务，如果只是谋食，那当然也可以，但只能去做“抱关击柝”
（打更）的小吏（见《万章下》等）。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似乎更为苛刻，颇有侵犯人权之嫌，其主张是一般大众不妨去谋财，但哲学家就是哲学家，不得有房子、土地及任何财物，连儿女也不得家养私有，还应天天吃在“公共食堂（alleattogether）”
这差不多是派苦差和上大刑，肯定会吓晕当今世界所有的哲学系。
哪个哲学系真要这么干，师生们肯定会愤愤联想到纳粹集中营和中国“文革”
的“改造思想”
，然后一哄而散，甚至喷泪狂逃。
显然，中外先贤的经验是“抓小放大”
和“抓上放下”
，营构一种平衡的精神生态结构。
他们差一点说明白了的是：道德责任不应平均分配，精英们既享受良好教育资源，就不可将自己等同于一般老百姓，因此必须克己，必须节欲，必须先忧后乐，办事时必取道德同心圆中的相对外圆直至最大圆——此为社会等级制的重要一义。
这个最大圆叫“人民”
或“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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