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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我设计的一种员工持股的“劳动股份制”
，有点像我当知青时在乡下见过的工分制，还有历史上晋商在“银股”
制之外的“身股”
制，既讲股权这种资本主义的元素，也讲劳动这种社会主义的元素，确有点不伦不类，却也大体管用。
比如凡是同我们接触过的人，那些做印刷、运输、批发零售什么的，都曾以为我们这一群人是个体户，说没见过哪个公家单位的人会这样卖命干。
既如此，有什么不好呢？
让人不易明白的是，难道把团队财富都变成了领导的私产和私股，员工们就会干得更加心花怒放和热火朝天？
多年后我在美国见到一位经济学家，他倒是对我们当年的制度设计特别感兴趣，对这个区别于资本股份制的“劳动股份制”
特别有想法，一再要求我把相关资料复印给他，好像要做什么研究。
我很抱歉，这个不伦不类的新制度伤了某些人的心。
根据内部公约，作为一把手，我在每个议题上顶多只有两次否决权，并不可随心所欲。
但就靠这一条，也靠一些同道者支持，我多少阻止了一些短视的民主，比如有人主张的MBO，比如更多人不时嚷嚷的吃光分光—那意味着放眼于长远的设备投资根本不能搞，社会公益事业更不能做，国家税收能偷就偷，如此等等。
我这样说，并不妨碍我肯定民主的各种正面功能，比如遏制腐败、集思广益、大家参与感强等。
在这一方面，民主其实是越多越好。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海南的法规空间逐渐收紧和明晰，我参与省作协、省文联的管理，与此前的企业化管理相比，单位的性质已变化，“劳动股份制”
是用不上了，但定期民主测评一类老办法还可延续，且效果不错。
包括我自己，因有一段时间写作，好像是写《马桥词典》那阵，去单位上班少些，出“勤”
得分就唰唰地往下掉—群众的眼光好尖啊，下手够狠，一心要修理我，根本不管我委不委屈。
这些故事大多没有进入过我的写作，但我日后在一篇文章里，写到“真理一分钟不与利益结合，民众就可能一哄而散”
。
这句话后面是有故事的。
我在《革命后记》中写到“乌托邦的有效期”
，写到纯粹靠情怀支撑的群体运动，包括巴黎公社那种绝对平均主义的理想化模式，其有效期大概只有“半年左右”
。
这句话后面也是有故事的。
90年代晚期，我参与《天涯》杂志的编辑，收到温铁军先生一篇长稿，标题大约是《现代化札记》。
同作者沟通以后，我建议改题为《中国的和人民的现代化》。
之所以突出和强调“人民的”
，这后面同样是有故事的，有无限感慨的。
往事风吹云散，会不会进入我以后的写作，我不知道。
其实，它们是否早已潜入笔下的字里行间，自己也不大清楚。
2018年9月
*最初发表于2018年《三联生活周刊》杂志，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纪念特刊约写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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