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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一生中对其性格形成造成影响的外交事件便是美国在伊拉克的不幸遭遇。
作为反战主义人士的奥巴马入主椭圆办公室，目的是结束布什的战争，恢复美国的道德地位。
但他的野心也不小，他开始让美国人甘心接受“美国不再是无可争议的超级霸主”
的事实。
他绕开了美国例外论的凯旋主义用词，宣称美国的独特性格不在于其完美，而在于其不懈奋斗以实现其理想的努力。
他拒绝将美国卷入遥远的冲突里，除了令人遗憾的利比亚。
他把美国的国家安全与其他国家的安全联系在一起，寻求气候变化和防核扩散方面的合作。
但为了捍卫国土安全和阻止大屠杀，他也会用军事力量。
2009年，奥巴马在接受其诺贝尔和平奖时发表演讲说道：“我们面对的挑战部分来自调和这两个看似不可调和的事实——战争有时必要，而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人类愚蠢的表现。”
希拉里更传统，也更关心政治。
她的外交政策不单单是一套理论，而是一套基于冷静计算以及被一名助手称为“美国例外论的教科书式观点”
的教义。
她本质上是一个“情境主义者”
，即根据问题作出反应，而不是用更大的理论来矫正问题。
她的灵活性让不同的人们在她的外交政策上看到了不同的东西：共和党人指责她是翻新版奥巴马；而奥巴马的忠臣则抱怨，她由于政治利益放大了与总统在叙利亚和俄罗斯问题上的分歧。
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莱斯利·吉尔伯（LeslieGelb）警告说，她最终可能变成让美国进入伊拉克的新保守派。
“她选择了让她不那么容易受伤的位置，”
他对我说。
这些性格特点让希拉里成为一位时刻准备上战场的战士，却也让她成为一名谨慎的外交官。
希拉里与大多数现代国务卿不同，她与以色列和巴基斯坦的和平谈判保持距离，认为此举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不值得为了他们而牺牲国内犹太选民的选票，奥巴马却向伊朗和古巴提出了大胆的建议。
如果2008年当选的是希拉里，美国是否可以成功谈妥这些协议，尤其是伊朗核协议，就不得而知了。
丹尼斯·罗斯指出，奥巴马的政治才能与希拉里完全来源于不同的地方：他倾向于根据对手对美国的不满来决定他的态度；而她则以对手的利益作为根据，比奥巴马更为传统。
“这就让他们两个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罗斯说道。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预测一名国务卿如何扮演最高统帅，本身就是一个愚蠢的错误。
最后一个以国务卿身份过渡到总统的人是1857年的詹姆斯·布坎南（JamesBu）。
他出任总统加速了内战，被广泛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失败。
希拉里作为总统的话，对待外交利益的态度肯定与她担任国务卿时不一样。
在军事上，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她都面临了与奥巴马一样的限制。
奥巴马的捍卫者指出，21世纪美国秩序的崩溃使得世界不再是哪一位总统稍加控制就能处理好的。
“如果你看了奥巴马在2008年的说辞，你会期盼一位变革型的总统，”
克林顿的咨询师、哈佛大学政治科学家约瑟夫·奈（JosephNye）说道，“他打算禁止核武器，他想要修复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我们将重新与俄罗斯建立外交。
这些目标非常宏伟，事实上他只是谨慎地削减部分‘开支’。
现在摆钟稍微往回摆了一点，希拉里可能不打算削减开支，但问题是，她还有多少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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