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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会听天由命。
这种争论无疑是把奥威尔归入诗人一类，然而这并不荒谬—虽然他的诗作并没有取得太高的成就。
《动物农场》中的歌曲《英格兰的生灵》并不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因为它和《天佑女王》一样，都算不上真正的诗歌。
事实上，《英格兰的生灵》作为科林伍德教授的美学理论中所谓的“魔法艺术”
，倒是一个非常棒的实例。
但是在奥威尔的一些其他作品中，也确实有一些被称作诗歌（比如在他死后出版的散文集中，《英格兰，你的英格兰》这一篇）的作品，但最终却反响平平。
对于奥威尔而言，诗歌不过是他看透事物的本质后的一种表达手段罢了。
他可以简单地凭借脑海中一闪而过的直觉，剥离周遭世界杂乱无章的外壳，并直指其核心。
就像柏拉图所说的酒神的直觉，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癫痫病患者所拥有的那种直觉，或者就如奥尔德斯?赫胥黎夫人所言，享有墨斯卡林的信徒们所拥有的那种直觉。
然后他有意地使用最朴素的表达工具来传达自己的想法。
奥威尔是诗歌的拥趸者，他是那种会被诗人当作同伴的散文家，就像雪莱会接受希罗多德、柏拉图、李维、普鲁塔克、培根和卢梭这些人一样，奥威尔为诗歌辩护。
而雪莱，想必当他了解了奥威尔所奋斗的目标后，肯定会欣然接受一个作家是如此自信，并如此顽固地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正如他在诗中所言：“诗人是未经公认的立法者。”
奥威尔的说法有道理吗？显然，现在还没有；至于未来，谁也无法肯定，只有交给命运来判决。
但自从1945年8月《动物农场》和它那令人害怕的孪生兄弟（《1984》）面世以来，一切似乎都显得有些摇摇欲坠了。
到目前为止，这两本书都给人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它们并没有华丽夺目的文字，也未曾发出震耳欲聋的呐喊；但是奥威尔以平静、执着，甚至近乎唠叨的方式，让自己那微小的声音能不断被人听到。
当这股连绵不断的、坚定不移的私语在人们耳边回响时，20世纪中叶那甚嚣尘上的核问题终于获得了短暂的平息。
此时，《动物农场》已经在十几个国家流行开来，并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还被改编成了连环画（现代最适合童话故事的载体之一）；而且，其中作者想要传达的政治主张—无论是正确还是错误的—至少都没有在转译的过程中丢失掉。
奥威尔已经发起了一场“马拉松”
式的行动，他收回了一些曾经蕴含着重要意义的词汇，比如“平等”
“和平”
“民主”
—这些词曾被某些别有用心之人拿来欺瞒普通民众，并被化作政治战争中的陈词滥调。
对于任何读过《动物农场》的人（以及许多还没有读过的人）来说，当听闻那些蛊惑人心的政客们叫嚣着平等的时候，不可能听不到那平静而细小的声音接着补充道：“但有些人总比其他人更平等。”
任重而道远，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漫长的时光要度过。
《动物农场》不会像《汤姆叔叔的小屋》那样，仅仅十年左右便影响了历史进程。
但是，它可能与任何当代作品一样，有机会为其作者赢得一席之地—作为一名未经世界公认的立法者—在雪莱的世界当中。
无论如何，奥威尔作为《1984》和《动物农场》的作者，就算他的理念未能成功，作为一名前无古人的首倡者，他在世界历史上也必然拥有一座不朽的丰碑。
C.M.伍德豪斯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伦敦，1954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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