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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户调法行，各户既有相等之田，自然该出相等之税，两者遂合为户赋。
授田之法既废，田之有无多寡，仍不相等，而仍按其丁中，责以输相同之赋，就不免有田者无税，无田者有税，田多者税少，田少者税多了。
于是人民不逃之宦、学、释、老，即自托于客户。
版籍混淆，而国家的收入，亦因之而大减。
唐玄宗时，宇文融曾请括籍外羡田，以给逃户，行之未有成效。
七八○年，德宗的宰相杨炎，才定两税之法。
不再分别主客户，但就其现居之地为簿，按其产业的多少以定税。
于是负担的重轻和贫富相合；而逃税的人，亦多变而要输税。
财政上的收入，自然可以增加。
然而制民之产之意，则**焉以尽了。
从晋武平吴创户调式至此，为时恰五百年。
要解决民生问题，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二者必须并行。
节制资本，一则宜将事业之大者，收归官营。
一则要有良好的税法。
官营事业，在从前疏阔的政治之下，不易实行。
至于税法，则从前的人，泥于古制，以为只有田租口赋，是正当的收入。
于是各种杂税，非到不得已时，不肯收取。
一遇承平，就仍旧把它罢免。
隋文帝得位之后，即将盐池、盐井、酒坊、入市之税，概行罢免，即其一例。
唐中叶以后，虽亦有盐茶等税，然皆因财政竭蹶而然，节制资本之意，丝毫无有，所以资本反而更形跋扈。
即如两税以资产为宗，不以身丁为本，似得平均负担之意。
然而估计资产，其事甚难。
所以当时陆贽就说：有“藏于襟怀囊箧物，贵而人莫窥”
的；有“场圃囷仓，直轻而众以为富”
的。
有“流通蕃息之货，数寡而日收其赢”
的；有“庐舍器用，价高而终岁寡利”
的。
“计估算缗，失平长伪。”
须知社会的情形复杂了，赋税便应从多方面征收，尤应舍直接而取间接。
而当时的人，只知道以人为主，而估计其家赀，自然难于得实了。
而从此以后，役法亦计算丁资两者而定，诒害尤烈，详见三十一和三十六章。
要社会百业安定，必须物价常保其平衡。
《管子·轻重》诸篇，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后世市场广大，而国家的资力有限，要想控制百物的价格，自然是办不到的。
只有食粮，因其与民生关系最大，所以历代政府，总还想控制其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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