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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传统中国市场的形成路径与策略以及路径依赖，型构了中国传统市场的基本秩序。
一方面，传统中国具有高度发达的市场。
司马迁已经指出，汉代中原地区就形成了来自“天下”
（即全国各地）的人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商品的繁忙交易市场[5]，东汉王符则描述了由于商业繁荣而造成的车舆填塞道路，即“堵车”
的现象[6]，延伸至宋代，商业更加繁盛[7]，明清商业贸易规模可能实现了进一步的扩大[8]。
这样的市场体系，如果仅仅从经济学视角去理解，将其当作“市场经济”
也未尝不可。
[9]另一方面，王毓铨指出汉代经济已形成贡赋体系[10]，梁方仲指出明代中国商业的繁荣仍然主要取决于其贡赋经济体系[11]。
他们的研究，蕴含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结论：一是从汉到明，中国的市场体系的结构及其运作逻辑存在着相当强烈的内在关联性，甚至说一致性；二是传统中国经济仍然停留在类似于波兰尼所谓“再分配”
体系中，其中繁荣的市场交换主要还是基于再分配目的的交换。
[12]在这种交换体系，市场嵌入于社会、政治、文化体系之中，政府自身既是市场上的行动者，也是市场秩序的建构者，政府不能直接承担起商人的所有责任，必然有许多事务需要交给独立商人和商业系统来处理。
本书的私盐贸易的经验事实不仅证实了这一点，而且更加清晰地展现了私盐市场形成的路径、策略以及路径依赖。
由此看来，这种基于传统文化的人际关系网络和国家参与与干预的制度结构的市场形成路径、策略以及路径依赖，不仅体现在私盐市场，体现在一般商品市场，更体现在传统中国的财政乃至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行实践中。
正是市场形成路径与策略以及路径依赖，型构了中国传统市场的整体特征。
在这里，赵冈等经济学家的分析结论与波兰尼的观点形成了直接对立。
这说明，对同一经济现象的分析，从不同理论体系和学科出发，可以产生出惊人的差异。
这是因为它们之间的逻辑前提有巨大差异。
作为经济学家的赵冈的出发点是经济学的产权交换理论，而作为社会思想家的波兰尼则更重视经济行为者的社会动机。
因此，二人之间产生巨大差异完全可以理解，并且我们一般无法直接简单粗暴地判定谁对谁错。
当然，阅读至此，读者诸君一定对此问题有了自己的判断，并相信在这种观点差异面前，必须剖析各自的逻辑前提，才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
即便如此，他们之间想要实现真正对话，也并非易事。
但结合双方的观点，从中国本土的经验事实和概念体系出发，则我们既能高度重视传统中国发达的市场及其经济意义，又能充分理解中国传统市场秩序的基本逻辑。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王毓铨先生和梁方仲先生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波兰尼对传统中国“再分配型”
经济体系的概括性认识，但是，我们还是必须清楚地意识到，波兰尼提出“互惠”
“再分配”
“家计”
三种经济组织原则时，所倚重的材料，主要来源于人类学对大洋洲和非洲部落社会的研究成果，以及西方中世纪的历史经验。
而中国古代商业的繁荣程度，远超这些经验，传统中国的商业与市场，虽然在某些重要的原则上，与波兰尼的“再分配”
若合符节，但仅以此概念来总结传统中国的市场与商业，则显然过于粗放。
本书所讨论的传统中国私盐市场的形成并未彻底逃离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原则的现象，就是由此而引起的波兰尼认识不足的问题之一。
也正因为传统中国商业与市场高度发达，但同时又存在强烈的贡赋经济色彩，经济学家赵冈与社会学家波兰尼对其性质才会有截然相反的判断。
因此，细致地从传统中国商业与市场的经验事实出发，探讨其内在逻辑、机制与性质，依然任重道远。
本书的研究，可以说是在这一方向上的一个尝试。
但是，本书目前所处理的问题，仍只是这一宏大课题中的“市场形成路径与路径依赖”
这样一个细小环节，并且本书所提供的经验事实，也相对单薄，远不足以全面揭示传统中国商业与市场的种种逻辑。
这就进一步说明，对传统中国商业与市场的研究，尤其需要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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